【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中午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将于18日至19日在马尼拉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菲律宾建国前后经历了初期的两党制、威权体制和1986年“人民力量运动”后的多党制，然而这些政治转型更多停留在形式上，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发展与结构转变，菲律宾的政治权力仍由传统大家族掌控。

对于这一政治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教授主编的新著《民主与发展——亚洲工业化时代的民主政治研究》一书中，做出了详尽的分析。

著者认为菲律宾在工业化初期原有社会结构没有经过改造，保留了原有的大家族。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家族经济转向垄断食利。他们逐步适应了宪政体制，并利用这一体制的规则为自身利益服务。

在本章的结尾，著者留下了这样一段话“究竟是民主塑造了社会，还是社会改造了民主？菲律宾正在上演着一出纷纭复杂的历史戏剧。”

本文选自《民主与发展——亚洲工业化时代的民主政治研究》，专题《菲律宾：传统桎梏下的政治变迁》第七章《菲律宾政治的“变”与“不变”》（本专题共同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许利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比较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郭静），社会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房宁 等著。著作方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2014年北京APEC会议期间，习近平与阿基诺短暂会谈。

从宪法体制层面观察菲律宾的政治发展，菲律宾建国后经历了初期的两党制、威权体制和1986年人民力量运动后的多党制，完成了与其他东亚国家相似的政治转型过程。但是，从宪政体制之下的菲律宾的政治权力结构上看，菲律宾的政治变迁是独特的，宪政体制与权力结构的作用是悖反的。菲律宾实际的政治发展的进程与逻辑是：从建国初期的传统政治家族轮流坐庄，到一个大家族占据主导地位，最后又回复到传统政治家族的轮流坐庄。当前，菲律宾的政治权力仍由传统大家族掌控，有军队背景的新兴政治家族获取了一定政治地位，能够与传统家族讨价还价而尚不能平起平坐。从这个意义上讲，菲律宾从两党制到威权体制，再从威权体制发展为多党制的两次政治转型都是失败的，政治转型是形式上的而没有带来社会的实质性发展与结构转变。

菲律宾在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方面，属于“慢亚洲”。迄今为止，菲律宾还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徘徊和选择，还是寻找和探索适应菲律宾的发展道路。菲律宾的政治变迁，是“不变之地”上的政治演化，是在前现代的经济社会基础上运行现代政治制度而诞生的政治“奇葩”。菲律宾出现的政治现象，是对发展政治学的那些常规性观念的真正挑战。

一、政治家族“玩转”民主政治

菲律宾建国时就确立了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制度，60多年来，选举政治、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公民社会及社会运动等各式西方民主形式无不在菲律宾实行。但这些民主形式如浮云掠过，始终没有在菲律宾这片奇特的国土上落地。时至今日，菲律宾的政治权力仍由基于封建土地制度的传统大家族掌握。菲律宾的民主政治，可谓是传统大家族“掌上游戏”。

熟悉菲律宾政治的人都熟知“家族”这个在菲律宾含义特殊又丰富的字眼。菲律宾的“家族”可谓源远流长，其社会根基极其深厚，历史背景极其深远。菲律宾的“家族”产生可溯源到几百年的西班牙殖民时期。一般被认为是西班牙殖民时期，是“双系家庭制”下“由血缘和婚姻关系结合成的家庭团体”。从家族的组成看，血缘以外的人也可以通过认教父（母）的“公巴列”制加入家族，成为家族成员。近代以来，占有大量土地和自然资源，后来拓展到工商业的实力雄厚的家族，构成菲律宾地方政治的主要控制力量，逐步出现了能够影响甚至控制整个国家的势力和影响巨大的政治家族。占据菲律宾的西班牙、美国以及日本殖民者，一直以来依靠地方家族管理地方，并逐渐允许他们的代表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菲律宾独立后，大家族填补了殖民统治者留下的政治空间，国家及地方政权自然而然地转移到大大小小的“家族”手中。在美国影响下并得到美国政府支持的大家族就成了菲律宾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一般认为，菲律宾的政治、经济资源主要掌握在160个左右的大家族手里。例如，北伊罗戈省的马科斯家族，黎刹省的孙武朗家族，八打雁的劳雷尔家族和雷克多家族，打拉省的阿基诺家族和科胡昂科家族，三苗礼士省的麦克赛赛家族，宿务省的杜拉诺家族和奥斯敏纳家族，伊洛伊洛省的洛佩斯家族，卡皮斯省的罗哈斯家族，马京达瑙省的安帕图安家族、达图曼农家族等。他们都是雄居一方大家族，有的家族具有全国性的影响。马科斯、阿基诺、科胡昂科、加西亚、罗哈斯和洛佩兹等是菲律宾最知名的有能力掌控国家政治的家族。

从实际政治权力结构看，菲律宾政治堪称“家族政治”或“大地主民主”。在法律层面的西式民主制度下，实际由少数权贵家族掌握政治权力。在地方，传统大家族可以影响控制地方的商业、民事等经济社会事务，他们甚至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例如，在南方的棉兰老岛，菲律宾中央政府无力对付伊斯兰分离武装，不得不依靠当地的大家族对抗分离势力，为此将地方事务委托于当地家族，家族在一些地方成为实际的统治者。在国家层面，大家族纵横捭阖，完全有能力操控民主政治。大家族建立党派、控制选举、培养代理，操弄社会运动。恩里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在菲律宾，参众议员和总统不是人民决定的，而是由这个国家的统治集团决定的。

以菲律宾总统为例，菲律宾在美国治下的“自治时期”和独立建国以来，一共产生过14位总统，其中12位皆沾亲带故。民主转型以来的菲律宾5位总统中有4位出身名门，其中还有两位做的是“父女总统”和“母子总统”。在所谓民主制度与普选制之下，菲律宾只出了一位只做了两年半的“短命”的“平民总统”，就是那位演员出身的被“第二次人民力量运动”赶下台的埃斯特拉达。被誉为首任“转型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即来自科胡昂科-阿基诺家族。阿基诺夫人的继任者拉莫斯将军，既是“人民力量运动”的发动者之一，还是被推翻的马科斯总统的表弟。拉莫斯总统之后的埃斯特拉达是菲律宾“民主转型”以来唯一的一位非家族出身的总统，但好景不长，反对他的家族势力在军队支持下，以反腐败为名，通过街头运动把他赶下台。此后，总统之位又落入出身名门的阿罗约手中，阿罗约总统是菲律宾建国后第五任总统马卡帕加尔的女儿。阿罗约的继任者就是现任总统阿基诺三世，他是科拉松·阿基诺总统的独子，同时还是阿罗约总统过去的学生。

不仅总统如此，菲律宾的高官、议员们绝大多数也多出自豪门望族。现代菲律宾家族与天主教会、工商界、军队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菲律宾的权力阶层。在菲调研期间，我们有幸拜访了前外长阿尔韦托·罗慕洛（Alberto Romulo），他的家世显赫，国际闻名，其叔父是当年陪同麦克阿瑟将军重返菲律宾的卡洛斯·罗慕洛（Cralos Romulo）。卡洛斯·罗慕洛从1950年起，前后担任菲律宾外长超过30年。卡洛斯之子，阿尔韦托的堂兄罗伯特·罗慕洛（Robert Romulo）子继父业，成为菲律宾的第二个“罗慕洛外长”。性格开朗、见多识广的阿尔韦托·罗慕洛是菲律宾现代史上的第三位“罗慕洛外长”。罗慕洛家族两代三人执掌菲律宾外交逾半个世纪，是真正的“外交世家”。菲律宾参、众两院的议员们绝大多数也来自菲律宾的名门望族，或在家族势力的支持下当选。以1986年人民力量运动后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为例，1987年5月选举产生的200名众议员中，有130位是知名家族成员，另有39位也与“家族”关系密切，只有31位议员被认为没有家族背景。这种局面至今依然。参加2013年中期选举的84位候选人中大多数都有“家族”背景，比较突出的有现任总统阿基诺三世之侄邦·阿基诺四世、现任副总统比奈之女南希及现任参议长恩里莱之子杰基等。

前总统拉莫斯直言痛斥“家族主义”是菲律宾政治之祸端。菲律宾的地方政治，更是家族式“独立王国”的乐土。2009年11月，震惊世界的安帕图安大屠杀，源于曼古达达图家族和安帕图安家族的矛盾。那年曼古达达图家族试图在马京达瑙省省长选举中挑战长期把持这一位置的安帕图安家族。结果当曼古达达图家族成员及30多名记者共57人，在去省会谢里夫阿瓜克的选举委员会递交竞选材料的途中，被100多名武装分子劫持并全部杀害。这一惨案震动菲律宾，闻名于世，但这一案件的元凶至今逍遥法外。研究者们指出，菲律宾“中央政治的寡头亦是以家族团体为基础，籍家族关系引介大量人员加入官僚体制，结果不仅是家族利益超过公共利益，而且干扰政治和行政程序，减弱政治制度化的速度。”菲律宾的土地改革、工业化进展缓慢，经济结构畸形，均是家族政治导致的恶果。不少菲律宾问题研究者指出：“对于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来说，要争取自己的利益，不仅不能得到国家的有效保护与支持，而且要面对地方精英的强力抵制，……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民间组织就成了弱势群体主张自己的社会经济利益的代言人和组织者，由于国家通常没有满足这些群体要求的能力和意愿，所以各种暴力和社会运动就频繁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