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政治民主化进程分析

越南政治权力结构，既有别于西方体制，也不同于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其自身又似乎呈现出一种“超前民主化”的趋势。越南政治发展及民主化，是越南历史、地理和文化以及外部影响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政治进程。

（一） 历史和地理因素

越南政权的“南北党”格局，首先与其历史因素密切相关。

1834年，越南阮朝圣祖明皇帝阮福晈将越南分为三圻。北方宁平省以北的各省统称北圻，北圻以南至北纬20度线之间的各省称为中圻，中圻以南各省称为南圻。1887年，法国建立了由驻西贡总督统治的，由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组成的“印度支那联邦”。法国殖民者承袭了阮朝的南圻、中圻和北圻的行政区划，并采取了三种不同的统治形式。因此越南人民抗法时期，南圻、中圻和北圻的人民分别建立起自己的反抗组织。1929年前后，越南革命运动出现高潮，在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分别出现印度支那共产党、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联盟和安南共产党三个组织。1930年2月3日，胡志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在香港召集这三个党举行会议，经与会者同意，合并后成立了越南共产党。因此，一开始越共党内就形成南、北、中三支力量。

在1954年北方击败法国殖民军队获得解放后，南方依旧处于反殖民战争状态，越共中央成立了南方局领导南方革命，因此在南部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权力机构。上述两点，对越南统一后的政权构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历史沿革因素之外，也有越共革命策略方面的原因。越共长期倚重“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从历史来看，越南历来受外界影响很大，而越南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外部的支持和帮助。越南共产党在长期的斗争中，一直依靠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壮大民族解放事业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成为越南各界的一个共识。这样的历史也造成了越共本身以及党内权力高层的主导性较弱的状况，与其他依靠革命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共产党相比，越共的权威和权力集中程度较弱这也间接地影响到越共内部的统一性。

地理因素是极具越南特色的影响政治权力结构的一个因素。

“一条扁担挑着两个箩筐”，是越南地理的形象比喻。地理环境属于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对其经济活动有着重要和直接的影响，而经济活动是政治活动的重要基础。越南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他的经济活动半径，包括物流半径和管理半径的范围。越南南北两端、两个“箩筐”，一个是红河平原，一个是湄公河即九龙江平原，是越南主要的经济区，全国绝大多数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于这两地。此外，中部也有一定地位。南北两大平原、两个经济中心形成的物流和管理半径使得这个国家在客观上被一分为二，形成了两个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中心，若加上中部那就是一分为三。这样的地理环境、这样的经济结构，使越南在社会资源、社会组织和政治势力上，长期分为南、北、中三大块。由此造成长期以来越南共产党里面一直存在着“南北党”现象，即党的领导层长期以来是依照北、中、南来设置和安排领导人，形成了基本按地区的人事划分。近年来，随着改革和经济发展，南方影响日益扩大，现任政府总理和国家主席均由南方干部担当。事实上存在的党内派系必然限制了党的领袖的形成。

（二） 时代因素

不同时代的政治家成长的社会环境全然不同。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领导人权力地位产生的“合法性”的新变化也成为导致权力分散化的重要原因。在越南调研期间，我们与越方一些老干部、老党员讨论了现在党的高层缺乏领导核心和杰出领袖的问题。越南同志也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有一位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同志意味深长地指出，现在的领导干部“不比功劳比智慧”。我们认为这个概括很深刻，很有时代性。按照这个说法，过去的领导之所以是领导，那是因为有“功劳”。什么功劳呢？以中国为例，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领路人，是新中国最主要的缔造者；邓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新长征”的领路人。这就是说，这些领导人是一条道路的探索者，一种体制的创立者，是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反复筛选脱颖而出的人物。他们的领袖地位是社会实践选择的结果。后来的领导人是继承者、执行者，他们的成长环境、经历都差不多，不可能具有开拓者们那样的“功劳”了。当“功劳”分不出高下的时候，就只能比“智慧”。比“智慧”，是一事一议，谁的意见正确，谁就取得主动权和主导权，由此也导致了权力地位的随机性和不稳定性。

进一步讲，比智慧的“智慧”从何而出呢？自然要从智囊里出！现在越南知识分子的作用日显重要。近年来越南国内知识分子非常活跃。由于权力趋于分散，党内政治斗争激烈，客观上为政治辩论和发展道路的选择打开了空间。在公开的、半公开的思想、学说竞争中，知识分子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人说，越南的政策咨询时代已经到来。在思想、政策可以自由辩论竞争的条件下，一方面，党与社会的思想会更加活跃，进而增强社会的活力；另一方面，也会因思想认识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而进一步加剧权力分散化趋向。此外，越共以及越南外部的影响也会透过智囊管道渗入党内、渗入高层。

关于越南的“比智慧”以及智库作用，可以试举一例以说明。我们在越南调研时注意到，越南学术界以及党政系统内部，在谈到越南政治制度时，一律用“政治系统”表述。熟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都会感觉到，这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大改变。按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其本质含义是无产阶级专政，虽然在中国被毛泽东改成人民民主专政，其实质含义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但现在越南官方已经明确将无产阶级专政抑或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改称为“政治系统”。越南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机构是一个“政治系统”，这堪称一个标志性的举措，说明在意识形态上，越南党已经不再坚持原有的“专政”学说，接近于承认国家只是社会不同团体利益竞争的中立平台。这是一个涉及国家学说的根本变革，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只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学术词语之变，而这样的微言大义，显然出自学术界的智囊之手。一词之改变，当然是关键词的改变，给未来越南自由化与多种政治力量的多元竞争留下了空间。

在多国政治发展调研以及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越南的调研给了我们新的认识、新的知识。越南调研使我们认识到了政治发展以及“民主化运动”、政治转型的第二动因、第二管道。如果说，以前我们的发现表明政治发展是工业化条件下社会结构变化推动的一个自然进程的话，现在看来存在另一种情况，就是当一个政治体系的最高权力曾中缺乏领导核心，进而导致集中度不足的情况下，它就会发生权力分化的倾向，同样也会导致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甚至会导致政治体制的改变。越南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

（三） 社会结构变动因素

越南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它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从概念上来说，越南革新前社会结构按阶级来划分，也就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经过20多年的革新，越南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按照传统的阶级理论来划分的标准已经被很多学者认为不适合越南的现状了。至于按照什么标准来划分，越南的社会学者认为不适合越南的现状了。至于按照什么标准来划分，越南的社会学者正在探讨中，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有人认为应该按收入、工作性质、社会群体、民族宗教等因素来划分，也有人把城市和农村分开划分。

在与课题组座谈时，越南胡志明市越南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黎青桑认为：越南可以划分为管理阶层（主要是国家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私人企业阶层、家庭经营户、白领、工人；农村分为：大农（有很多土地的农民）、中农（有一些土地的农民）、小农（有少量土地）和无地农民，以及在城市或农村受雇佣且工作不稳定的人（没有什么技能和专业的人，工作不稳定）。这是他本人在九龙江平原的研究中得出的观点。越南社会发展有三个因素：一是工业化，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二是现代化，体现在文化与社会方面；三是都市化。越南社会结构不是前资本主义阶段，也不是现代社会阶段。我们通过调研发现，越南农民阶层人数在减少，工人阶层人数在增加，如果在平阳、边和有很多农民到当地做工，还有服务和其他行业职员人员的增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产阶层的人数在增加；越南社会阶层的变化趋势是相对的；中等收入阶层的人数在增加，即“中流化”，同时社会差距增加大，不平等增加。另一位学者莫堂则介绍了越南胡志明市周边一个省的社会结构的划分。他对平阳省的社会分层是：农民（以农业劳动为主，分两个层次：一是使用传统工具的农民，二是会使用劳动机械的农民）；工人（可以分为两种：劳动工人、技术工人）；企业家（国内企业家、外在企业家）。

越南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阮玉和介绍说，革新开放后，越南社会分化剧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它就是企业家阶层。现在越南有60多万家私营企业，每家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多在几十人以上，企业家阶层人数多，而且比较富有。越南还设立了企业家日，每年的10月13日是企业家日。但现在越南还没有资产10亿美元以上的富翁，越南没有公开的亿万富翁排名，难以具体统计有多少亿万富翁。企业家参政的情况和企业家出身的国会代表越来越多。越南试行接纳企业家入党，但有的理论家认为这种情况会导致党的性质发生变化。

据统计，近年来越南私营经济发展迅速。2004年越南私营经济占全国GDP的38.5%，是集体经济的2.5倍，高于占GDP的15.17%的外资企业，仅次于占GDP的39.22%的国有企业。2010年，私营经济成分已经接近GDP的50%；在就业和产值方面，私营经济所占比例也从30%多上升到50%左右。尽管越南的私营经济生产规模相对较小，但已有部分私营企业家开始产生政治诉求，越共“十八大”以后，有些企业家产生了入党愿望，越共“十一大”正式批准私营企业家入党。

目前，越南的工人阶级有国企工人、非国企工人。非国企工人收入高于国企工人，外资企业工人的收入更高，因此，很多人不愿到国企工作，尽管国企工人在名义上是企业的主人。农民不再是以前合作社的社员，合作社已经基本上解散。每户农民只有5分到1亩土地，最多的有0.5公顷；庄园主的土地有几公顷到几十公顷。因此，越南农民阶级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者，收入低。国家公职人员是否属于工人阶级，对此还存在不同意见，这些人是在国家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享有国家财政工资，人数多，而且一部分人很富有，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取得灰色收入。

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越共党内，影响到越南政治权力结构。当前越南政治生活中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是企业家阶层与政治领导层的联系日益加强，领导层中的经济人马与企业家阶层的联系日益为全社会关注，甚至引起了其他阶层的非议，一些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因与企业家、企业界关系密切而被舆论诟病，在民意测验和信任投票中获得差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越共党内的分歧，间接地影响着越南政治改革的走向。

（四）外部因素

尽管越南政界以及学术界一直在强调越南政治革新是自主的，但外部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因素。

越南1986年实行革新开放，除了当时国内经济陷入危机之外，还受到诸多国际因素二大影响。当时，越南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而苏联减少了对越南的援助，中越关系对峙等对越南形成全面的压力，而中国的改革开放风生水起对越南高层产生了强烈的促进。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越南启动了全面革新的进程，并主动要求改善越中关系。

越南的革新进程与对外开放形成了一种互促互进的关系。在1991年与中国恢复了关系正常化后，越南开始积极要求加入东盟，并于1995年成为东盟的正式成员。同年，越南与美国建交，并于2000年签订了两国贸易协定。2006年，越南被世界贸易组织接纳为正式成员。自此，越南展示了一个全方位融入国际的姿态，并在越共“十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的指导方向。在此期间，越南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超过7%，2012年人均GDP已经超过1500美元，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高。革新开放已经使越南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变成一个中等收入国家。

然而，对外开放并非只给越南带来福音。一方面，随着开放程度的深入，国外思潮对越南的意识形态形成了巨大冲击。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各种理念在越南都有所体现，在思想理论界广泛讨论，迫使越南共产党“重新选择道路”。另一方面，越南继续秉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传统，但在新的社会形势下，那些不同政见者甚至流亡海外的原西贡政权的旧势力，也在这个口号下回到了越南国内。这些原本异己的力量在取得合法身份地位后，并没有成为越南主流社会的一部分，并没有接受越南早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依然不断地试图改变越南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甚至希求影响和改变政权。近年来，越南政治异见势力、非政府的宗教势力等不断发展壮大，日益成为成为越南政治生活中一支反对力量，并且对越南的改革形成了巨大压力，在一些情况下，致使越南内部分歧，现实政策摇摆，越共党内更加难以形成共识。

越南共产党过去几年加快并逐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开展了系列党风整顿运动，开始主动放权，主动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与上述外部因素不无关系。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应对外部压力作出的调整。然而，这种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还有待我们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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