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值中越建交65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抵达首都河内，开始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双方之间的高层互动，意味着两国仍然十分珍视老一辈领导人毛泽东与胡志明结下的同志情谊。不过，虽为近邻，但越南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仍显得十分陌生。

中越关系在二战之后曾几经波折，尤其近年来两国又在南海问题上频发争议。但是，作为中国的近邻，发展对越关系仍然对我国至关重要。

然而，现实情况表明，两国之间，特别是普通民众之间仍然缺乏足够的了解；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类似的反殖民反霸权的历史记忆以及相近的意识形态，但两国之间在政治体制方面仍然存在极大的区别。这些区别在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方面造成了不少困惑。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房宁教授主编的新著《民主与发展——亚洲工业化时代的民主政治研究》近期正式出版，其中有关越南问题的部分恰好可以解答人们关于这个重要邻邦的种种困惑。

著者在书中指出，与中共民主集中制极为不同的是，越共领导层的权力结构相对分散，并在发展中形成了“四驾马车”的权力架构，即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以及国会主席这四大最高权力机构之间相互制衡的局面。这一架构导致了越南国家权力的相对分散，并进一步催生了被称作“超前民主化”的现象。而造成这一现象却是由历史地理、时代变迁、社会结构变化以及外部压力这四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具体说来，历史性的南中北三大政治经济中心导致在人事安排上的“南北党”格局；随着时代变迁，由于长期缺乏一个稳固的领导核心，在越共内部的不同派系中就逐渐形成了强调协商的政治局面，间接推动了“民主化”；此外，经济发展催生的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也是重要原因；最后，在对外开放的过程，各种来自外部的意识形态也在不断有力地冲击着越南的政治体制。

本文选自《民主与发展——亚洲工业化时代的民主政治研究》，专题《越南：“民主”与“集中”的权衡》第四章《越南政治权力结构及演变》（本专题共同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潘金娥，广西外国语学院教授 梁炳猛），社会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房宁 等著。】

11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内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会谈

越南政治权力结构及其演变

和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越南的宪法对越南的政治体制进行了规定，然而这只是一整套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论述的完美“说法”；越南政治体制的改革，主要体现了越共对于未来国家发展的一些“想法”。在实践中，“说法”“想法”和“做法”之间存在着差距。在宪政体制下，存在着实际的权力结构，在公开制度之外还有隐藏制度及其“不成文规定”，宪政体制与权力结构，公开制度与隐藏制度共同构成了越南实际的政治体系以及政治权力运行的机制。

一  越共在政治局及“系统”

越南宪法规定，越南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力量，越南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央政治局。

2011年1月，越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的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共包括14位中央政治局委员；2013年5月召开的十一届七中会增补了2位政治局委员，从而使本届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至16名。他们分别是：党中央总书记阮富仲、政府总理阮晋勇、国家主席张晋创、国会主席阮生雄、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黎鸿英、中央组织部部长苏辉若、中央宣传部部长丁世兄、国防部部长冯光青、公安部部长陈大光、越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任吴文渝、政府副总理阮春福、河内市委书记范光毅、胡志明市委书记黎清海、国会副主席丛氏放、书记处书记阮氏金银、政府副总理阮善仁。

越南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体制总体上属于政治权力比较集中的体制。在高层权力机关中，因权力集中于为数不多的领导人，领导人分工负责某一方面的工作，掌管相关权力机构久而久之逐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各个系统。因权力集中统一，在各个相对的权力系统长期运行，又易于产生系统内部的价值取向、政策偏好以及亚文化等系统特质、系统特质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或强化了高层政治权力机关中一定程度的派系划分。

越共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以经济派系居多，即长期从事经济管理工作，与经济界、企业家联系较为紧密。这一系统中的干部思想比较开放，更倾向于改革传统经济、政治体制，更主张对外开放，特别是向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开放。国家主席张晋创、政府总理阮晋勇、国会主席阮生雄、越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任吴文渝、政府副总理阮春福、书记处书记阮氏金银、胡志明市委书记黎清海等均被外界认为是经济系高级官员。从1986年开始革新开放以来，越南经济获得了较快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发展市场经济得到了经济界和企业家阶层的拥护，这些都大大提升了经济系官员的威望，有助于加强其权力基础。在这一背景下，经济系官员大量进入最高权力机构。但目前越南经济遇到多方面问题，宏观经济不稳、通货膨胀严重，同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些新的形势变化对于经济系官员构成了挑战。

越南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在高层权力中枢里面，负责意识形态、思想宣传的“文宣”系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现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除了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外，主管意识形态的还有越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苏辉若、中央宣教部部长丁世兄，他们都是重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宣系官员虽然看似不掌握更多实权，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拥有巨大的话语权，掌握政宣传机器，对于社会思想、舆论具有直接掌握和影响能力，同时对于党内干部的晋升、使用也有较大发言权。文宣系依然掌握着重要的政治权力。

越南共产党武装斗争起价，军队系统，所谓国防系，在高层政治权力体系中自然是举足轻重。国防系的领军人物是现在国防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冯光青。2006年冯光青接替年届退休的范文茶大将出任越南国防部部长，外界一般认为这意味着军事指挥权继续掌握在北方派系手中。与国防系功能最为接近的是公安系。公安系负责维护国家内部安全，也是党所掌握的重要的武装力量。公安系的代表人物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李鸿英和公安部部长陈大光。

经济系、文宣系、国防—公安系，是当前越南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权力系统。此外，原为中央民运部部长的国会副主席丛氏放进入政治局，这是越共重视民运工作的表现。主管教育科技的副总理阮善仁虽然在政治局中排名靠后，但也反映了越共日益重视科技教育的倾向。阮善仁曾留学西方国家，先后担任胡志明市理工大学副校长、胡志明市科技部门负责人、胡志明市副市长。2006年他担任越南教育培训部部长，一年后成为越南副总理并兼任教育培训部部长至2010年。他在担任教育培训部部长期间，曾经发起一个“对考试中的负面现象说不”的倡议，以应对越南教育系统中普遍存在的腐败和欺诈行为。他在胡志明市担任副市长期间，争取到美国英特尔公司投资10亿美元在这个城市设厂。由此，他的当选也被认为是越南当局为了吸引西方投资者和振兴经济所做的调整之一。阮善仁在2013年举行的越南祖国阵线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上被推举为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

河内市和胡志明市作为越南两个最大的直辖市和政治、经济中心，现任河内市委书记范光毅、胡志明市委书记黎清海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反映了一种历史沿革。

值得注意的是，主管越南外交的前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范家谦未能通过选举获得连任，以至于在本届政治局中缺少来自外交系统的面孔。

二 多头政治架构

国际研究界普遍认为，越南政治权力中枢存在着多头政治，即所谓“四驾马车”集体领导体制，党的总书记、国会主席、政治总理、国家主席为四个权力中心的代表。甚至还有人认为，越南高层权力中枢是“四驾半马车”，即还要加上权力日隆的祖国阵线主席，算半驾马车。

（一）从“相对集中”到相互制衡的“集体领导制”

在越南考察时，课题组发现，越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扩大党内民主，深层原因是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层缺乏领导核心，高层政治领导人和部门扩张自身权力，导致党与国家最高权力分散化，民主集中制受到削弱。根据政治史上的类似情况，我们称之为“弱王现象”。越南政治的这一特征的这一特征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

1954年5月，越共取得奠边府大捷，7月与法国签订《关于恢复印度指南和平的日内瓦协议》。此后，越南以北纬17度线做界分为北越和南越，由于革命和工作经历不同，党内的南北派系表现明显。越共“二大”进入政治局的“四驾马车”分别是：胡志明（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长征（党的总书记，时称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南方局第一书记）、范文同（总理）。但实际上，胡志明是最高“精神领袖”，长征、黎笋、范文同、武元甲负责党政军的实际事务。因此在胡志明时代，越南共产党内部没有真正形成具有绝对权力的“核心”人物，权力只是象征性的集中于胡志明主席。

“南北党”现象是越南政治权力结构除了具有社会主义构架权力集中体制，一般都具有的主要因工作经历和职责而形成的“系统”外，又具有因地域差别划分的另外一种结构，即另外一种权力划分和最高领导人归属的方式。由于所谓“南北党”现象的出现和存在，越共内部始终存在以南北方面线的权力分野，它导致了越共高层权力中枢内部长期存在的一种结构性矛盾。

胡志明1969年去世后，长征、黎笋、范文同组成三人治国小组领导越南。1975年4月越南统一后，1976年12月召开越共“四大”，选举出黎笋任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黎笋长期领导越南南方的抗美救国斗争，在越南南方有着崇高的威望和坚强、庞大的干部队伍，是一个强有力的来自南方的领袖人物，黎笋被认为是越共历史上最“强势总书记”。

1986年7月黎笋去世后，长征临时接任，经过几个月的过渡期，到1986年12月越共“六大”阮文灵当选总书记，长征带头和几位元老退出越共中央政治局。自此，越南结束干部终身制，由此也开启了越南权力结构的新时代。

1991年6月，来自北方的杜梅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他继续执行革新新政策。1997年12月越共八届四中全会上，黎可漂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成为越南历史上第一位来自军队系统的总书记2001年4月农德孟在越共“九大”上当选总书记，从这届开始，中央开始不设政治局常委，重设中央书记处，越南领导核心演变为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三人组成的“三架马车”。自此，越共形成了一种互相制衡的集体里领导体制。这种情况延续到2006年越共“十大”上农德孟当选连任为止。越共“十大”以来，越南政治体制改革提升了国会的地位和作用，越南权力机构由“三驾马车”变为“四驾马车”。在越南政治权力的高层，无论是“三驾马车”还是“四驾马车”，中间恒定的因素是南北方，即最高权力者之间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南北平衡。

考察历届越共中央的构成，我们发现，革新以来，尤其是1991年越共“八大”杜梅任总书记以来，越共权力核心沿袭一种格局，即三（四）驾马车分别由北部、中部、南部人物构成。其中，党的总书记基本上由以河内为中心的北方干部担任，主管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工作；国家主席为中部为中心的北方干部担任，主管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工作；国家主席为中部出身干部，即胡志明主席的故乡人；政府总理一般由有在以胡志明市为中心的南方工作经历的干部出任，主管经济工作。越共高层干部因工作经历、出身不同而分“南北”，在政治上也有路线和政策偏好的差异。一般而言，北方派相对保守，意识形态上属于比较传统的社会主义派，对改革持谨慎态度，同时对中国比较友好；南方则以较为激进的改革派面貌出现，倾向于仿效美国和西方工业化国家，加速发展工业化、推进市场化改革。如果按照地域标准划分，在目前的政治局成员中，被认为是北方派系的阮富仲、阮生雄、范光毅、冯光青、丛氏放、丁世兄、陈大光、吴文渝、阮春福共9人；被认为南方派系的有阮晋勇、张晋创、黎鸿英、黎海清、苏黎若、阮善仁、阮氏金银共7人。

然而，这种绝对的以地域为标准来划分的派系近年来似乎有了逐步淡化的新趋势。例如，公安部部长黎鸿英，根据他的工作经历应属于南方派系，但从路线上应属于北方派系。

当前，越南正在代替以传统工作经历和背景因素来划分派系的是新兴的利益集团。这是越南政治发展的一个新的动向。

（二）权力构建机制：从内部磋商向公开化过渡

尽管越共最高层权力结构产生的过程细节不为外界所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其核心的政治局人事名单产生在“会前”而不是“会后”。据越南媒体报道，越共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得票排名，张晋创、冯光青、阮晋勇得票位居前三，阮富仲得票第八，却当了总书记。这说明，总书记的产生并不完全由中央委员会的选票决定。

但是，尽管越共“十一大”选举总书记仍然实行等额投票，但提名方式从越共“十大”以来出现了变化。在越共“十大”上正式提出农德孟作为唯一的候选人之前，已经在越南中央内部对两人即阮明哲和农德孟进行了投票测评，最终农德孟以微弱优势胜出，才最终成为唯一的正式候选人。尽管越共“十一大”没有按照“十大”的轨迹走下去，但越共中央委员得差额选举比例扩大，十一届中央委员得差额选举比例为24.57%，中央候补委员的差额选举比例为144%。而被提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得候选人也有熟人落选，其中包括原外交部部长范永谦等。

（三）政治民主化：自上而下的自我革命

与其他东亚国家不同，越南政权的取得是越南共产党从外来侵略者手中夺得的，话句话说是“打江山打下来的，”这就是越南政权“合法性”最根本的来源。当前，在时代因素和大环境的影响推动下，越南吸取了西方“民主选举”和“法权国家”等理念，但越南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还必须依赖于本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路径，必须始终坚持一条不能跨越的底线，那就是“越南共产党是越南国家唯一合法的执政党”。越南的政治变革，是在越南共产党领导之下，对国家权力或是以更加“集中”，或是更加“分散”的方式加以分配，从而建立一种符合越南情况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制度。

从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我们不难看出，与东亚各国由于社会发展产生了自下而上的政治变革的动力不同，越南共产党采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主动的自我革命。具体来说，在越南最高领导层的中央政治局里，某些领导集体成员以及他们所主管的部门，由于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导致了扩张权力倾向。而又由于没有领导“核心”，各个领导集体成员以及所代表部门的权力扩张行为逐步演化为权力主体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制约和弱化他人权力的趋向，最终在整体上导致了原来集中统一的权力的分散和弱化。

近年来越南政治变革的实践已经导致了这种客观结果。从国会和祖国阵线与党和政府关系上，已经出现了“争权”与“限权”的明显斗争。越南在理论和法律上规定了越共的领导地位，但在改革的实际进程中，国会和祖国阵线在不断地扩充权力，甚至以否决党与政府重大决策的方式来彰显自身的权力地位。实际上，越南国会已经几次否决党和政府重大决策，比如否决越南政府计划修建贯通南北的高速铁路计划以及越中合作的铝土矿项目，由此引起各方关注。祖国阵线近年来随着改革深化，权力不断扩充，地位日益提升，但祖国阵线的高级干部却时常抱怨权力不够。越共党内随着党内民主的扩大，内部矛盾和分散化、自由化的倾向也有所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