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投石党之乱最初由大法官们领导，市民和商人受尽盘剥起来反抗，而地方的领主因为黎塞留时期王室对他们压迫而趁机报复，富裕的官僚阶级也因为利益受损而反抗。在驱逐马扎然的问题上，投石党除了动员社会各个阶层外还联合西班牙军队，对于王室的优势是压倒性的。但是投石党的问题在于参与的阶层之间原本就矛盾重重，尤其是马扎然下野之后其政治目标的分歧立刻就暴露了。

法国和英国的差别在于法国拥有强大的正规军。历史上法国为战争付出了更高和更持续的代价，同英国协商征税的传统不同，法国人从国王口中得到了永久防御的承诺，值得他们付出永久税收的代价。因此法国依靠人头税而建立的正规军，成为王室集权主义的一个关键部门，军费来源不必再求助于三级会议，王室掌握了军队。

受到17世纪初军事革命的影响，民众和地方领主实际上很难同中央正规军进行有效对抗，起义所仰仗的仅仅是王室和政府内部的分裂。因此当查理一世被处死的消息传至巴黎时，法国的贵族、资产阶级和大法官们反而更加害怕市民起义的扩大选择同国王妥协。正规军很快就在结束第一次投石党运动的“战役”中发挥作用。虽然投石党的人数众多，但缺乏军事训练，孔代（Conde）亲王仅以八百士兵就击溃了巴黎十万市民。

第二次和第三次投石党运动则更多的是源于王权的内部矛盾，事实证明了贵族很难同市民进行长期合作，而孔代和蒂雷纳（Henri Turenne）这样的贵族也时常在王权和民众之间摇摆，在几次投石党之乱中加入不同阵营。作为投石党首领的孔代在占领巴黎以后很快就失去民众的支持，在缺乏民众基础的情况下，贵族只能依赖外国军队，在大肆抢劫的外国“流寇”面前，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理性考虑，民众更加愿意同王室这个“坐寇”妥协。因此当西班牙自顾不暇而不能给予足够支持时，投石党运动很快就失败了。

（三）西班牙

西班牙与英法不同的是，它的规模过大以至于哈布斯堡帝国更像是国家联盟，即使是中央政府也无法对全境实现有效的控制，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以外的地区对帝国的认同很低。尽管西班牙长期为保卫帝国而战斗，但是许多受保护的地区并不把这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西班牙的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是微妙的，一方面地方领主在海外贸易和对内“维稳”等方面需要中央军的支持，另一方面地方在财政上同中央又是一种竞争的关系。事实上只有卡斯蒂利亚承担了主要开支，在财政困难之际菲利普四世希望阿拉贡王国中的加泰罗尼亚承担一部分开支，这反而引发了巴塞罗那的商业贵族的反抗。因此民族主义在西班牙反而导致分离主义的倾向，反抗者只寻求自己领地的独立。

地理大发现后，探险潮和金银输入的后果是人口下降和工资上涨，这让多数工商业者无法存活，也无法留住熟练的工人，只有贵族商人凭借特权和垄断才能在远洋贸易中获益。因此西班牙缺乏英国那样强大的商人阶级，叛乱的动力来自于地方贵族对帝国的不满。对外战争的失败既加重了税赋又削弱了中央的权威，一旦中央企图摊派费用，叛乱就此起彼伏。西班牙因为三十年战争而加重赋税，最终导致加泰罗尼亚和那不勒斯的叛乱，又为镇压加泰罗尼亚的起义强迫葡萄牙人出兵，这又造成了葡萄牙的独立。

阶级构成决定了西班牙各属地所动员的力量不同。加泰罗尼亚的商业贵族阶层自身并不足够强大，分离主义的政策是出于对皇室过重的税赋和对战争的不满。但贵族同底层民众存在明显的阶级对立，甚至还要依靠中央军来镇压起义，因此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求助于第三方势力。而葡萄牙曾经作为主权国家而存在，从民众到贵族的动员都形成了脱离西班牙的共识。而那不勒斯则是典型的农业经济，商业资产阶级的力量非常弱小，起义军由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组成。

西班牙强大的常备军和税收制度则成为制度变迁的最大阻碍。十字军东征和同摩尔人的战争使西班牙的公民处于无限冲突的预期中，这种预期的结果就是产生了长期的税收制度。税收和兵役制度让西班牙得以维持欧洲最庞大的常备军，16世纪末维持了近二十万的常备军。无论如何商人或者贵族阶级都无法单独与西班牙帝国抗衡，因而起义胜负结果更加取决于时机，或者说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干涉，内部的动员甚至是次要的。

加泰罗尼亚虽然也试图寻求法国的帮助，但是因为法国也分心于投石党之乱，西班牙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在巴萨罗那被围困了近十三个月后，商业贵族的抗争就失败了。前面两场起义和三十年战争让西班牙筋疲力尽，而葡萄牙的民族意识觉醒后国内对脱离西班牙达成共识。葡萄牙在独立时没有一个人以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的名义进行真正的反抗。而1647年那不勒斯的抗争既没有足够的社会基础，又缺乏恰当的时机，在三十年战争接近尾声之际西班牙已经获得喘息的机会，因此起义军很快就被西班牙舰队所消灭。

尽管西班牙内部起义的结果不尽相同，但是应当看到的是，缺乏足够商人阶级的情况下，抗争仅仅是表达了地方权贵对哈布斯堡帝国的不满，但是仍旧无法触及核心的宪政问题，因此这些地区的抗争不会孕育出现代化的议会制度，反而因为分裂让西班牙走向衰落。

（四）荷兰

在当时，荷兰也隶属于西班牙帝国，但同帝国的其他部分相比，荷兰最大的特点是强大的商人阶级。荷兰本身缺乏足够的资源，依靠鼓励自由的工商业，反对协会的垄断，反而让荷兰成为西欧制造业的第一个重要中心。早在16世纪，荷兰的金融和贸易就已经高度发达，工商业者和新教徒占据了主导地位。

荷兰等低地国家因其繁荣而成为帝国的钱袋，占据其岁入的半数。但是由于哈布斯堡帝国频繁卷入地缘战争，并面临了接二连三的危机，因而要不断从低地国家寻求越来越多的赋税收入。70低地国家尽管以容忍的态度对待查理五世，但在菲利普二世继位以后，他的极权统治引发了荷兰贵族的广泛不满。菲利普二世的经济政策极大损害了荷兰的利益，阿尔瓦通过横征暴敛和以各种罪名没收财产敛聚了3亿塔勒的财富。此外宗教迫害也加剧了荷兰同西班牙帝国的矛盾。西班牙将新教视为异端，长期迫害新教徒。尤其在阿尔瓦的恐怖统治期间（1567年—1573年），西班牙在荷兰成立了“血色评议会”，大量的荷兰居民遭到屠杀，仅头三个月就处决了一万八千人。

在宗教和经济两重因素的作用下，荷兰的各个阶层被迅速动员起来。在1566年，民间爆发了“破坏圣象运动”，荷兰贵族形成了“一致同盟”；商人们确信，若能独立于西班牙，他们的生意会景气得多。大批的工商业者和农民组成了“乞丐军”，在森林和海上展开游击战术。1568年，荷兰省和泽兰省爆发起义，在沉默威廉带领下组建军队同西班牙展开长达八十年的独立战争。尽管北方各省（乌特勒支同盟）在1579年就已经正式宣告独立，但完全脱离西班牙的控制则要到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之后。

尽管联合省的经济实力雄厚，但是仍然无法同强大的哈布斯堡帝国相抗衡。在沉默威廉被暗杀后，西班牙重新控制了佛兰德和布拉班特，几乎重建了统治地位。但是1588年和1590年西班牙分别爆发了同英国和法国的战争，西班牙在两场战争中疲于奔命，并且元气大伤。荷兰的成功就在于获得了英法的支持，并且强大的商人阶级获得了农民、手工业者的广泛支持。在三十年战争爆发之后，荷兰趁机联合欧洲各国再度对西班牙开战，最终在1648年获得完全独立。

（五）小结

到这里我们已经叙述了四个国家不同的路径如何导致了四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法国王室的胜利创造了路易十四时代空前的中央集权，但专制让法国最终没能崛起成为头号强国，反而在近百年后爆发了空前的革命；西班牙则在专制和帝国的分崩离析中衰落，而荷兰在独立后的繁荣也如昙花一现。

唯有英国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掌握权力以后，他们通过对制定对其有利的制度来促进自身权益，即破除垄断的自由竞争、预算制度、鼓励技术创新的专利保护以及最重要的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产权制度的建立使得个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促进整体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建立规范财政制度的结果反而是英国能够以更加低廉的利率来筹款用于战争，又进一步加强了英国的霸权，更加可预期的政府行为也鼓励了更多的投资。贸易垄断的破除进一步促进了海外贸易，最终形成了正向反馈和良性循环，令英国资产阶级不断壮大以及宪政和产权制度不断完善，使英国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国。

但是好的制度的创立，并不意味着必然有经济增长，安全和生产永远是国家强大的基础。荷兰就是一个重要的反例。荷兰因为是一个小国，拥有健全的财政制度而得益，并在大国争霸中暂时渔利。一方面，完全的自由主义的外汇和产业政策导致的后果就是荷兰没有一个繁荣的商业的生产基础作为支柱。轻易即可筹借贷款最终使荷兰政府背上了巨大的债务包袱，而靠消费税来偿付又使其工资和物价上涨，结果使荷兰商品失去了竞争力。另一方面，荷兰的劣势在于要将大量军费用于陆地的防御，英国则乘机在海上和殖民地贸易中占据更多的份额。荷兰在整个17世纪都处于战争和濒临战争的状态，缺乏海陆的安全保障和产业空心化，使得荷兰在英法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后，就注定了要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