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第一波现代化：一个“因素+机制”的新解释》一文，原载于《开放时代》2015年1月刊。本文通过分析各类因素如何通过各种辅助机制作用于制度变迁的各个阶段，进而让起始条件相似的国家走上不同的现代化之路。节选部分以英法西荷四国为例，分析了自地理大发现到18世纪的这段时间内欧洲国家崛起的内在机制，即外部冲击如何造成国内财富重组进而推动了英国商人阶级的兴起，并最终推动了英国的制度变迁和崛起。辅助机制则回答了为什么英国崛起了，法国却未能崛起，而西班牙和荷兰却衰落了。本文通过在具体过程中，对各种辅助机制进行分析，试图回答了辅助机制对阶级兴衰的影响，以及各国不同的阶级力量对比如何对权力斗争的结果和现代化的路径产生影响。】

为什么英国和荷兰的商人阶级有抗争而且成功了，而法国的抗争完全失败了，而西班牙的抗争却以另一种形式“部分成功”了。几乎所有的叛乱和抗争都与政府的财政危机息息相关，拥有充裕财政的政府通常不至于引发叛乱，因为有着足够的财力可以收买或者镇压反对者。

国家规模、阶级力量对比和外部压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斗争的过程和结果。阶级力量对比决定了什么样的商人会参与抗争，而这三者又共同决定了谁更有机会在权力斗争中获胜。这其中的核心是：权力斗争决定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的方向决定国家的兴衰。

正如托马斯·孟（Thomas Mun）所言：“对外贸易真正的价格和面目就是国王的大量收入和国家的荣誉。”由于王室对贸易的垄断，大西洋贸易输入的金银最初都为王室提供了不需要降低货币成色就能够贬值的工具，无论它对阶级力量的消长产生何种影响，最初大西洋贸易都不同程度地加强了中央集权。然而，民族和王朝的竞争与宗教狂热融为一体，使得人们不断寻求战争，而在以往他们是可以妥协的。

地缘政治和宗教斗争是消耗各国财政最主要的原因，三十年战争持续时间之长，烈度之强让几乎所有西欧国家的财政都捉襟见肘，财政的困难加剧了国内的困境，让各国国内围绕金钱和权力进行斗争。

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的抗争几乎都爆发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前后，荷兰在三十年战争后期才获得了独立。这里需要看到初始条件对权力斗争的影响，即宗教对立、国家规模、地缘政治以及前面所述的阶级力量对比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以下将对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四个案例进行比较分析。

（一）英国

英国的查理一世继位时，他已经无法像詹姆士一世那样通过出卖土地来筹钱了，宗教分歧所引起的苏格兰叛乱给了王室财政最后一击。英国的商人阶级控制了经济，而且出口贸易的税源单一，英国半数以上的岁入来自于进出口的吨税和磅税，对这些不动产征税是相对困难的，因此只能通过与国会协商。而英格兰的商人阶级为给国王施加压力，甚至给苏格兰军队提供资助。查理一世为避免苏格兰军队的兵临城下，在1640年被迫重新召开被解散的议会。

在1620年间爆发的贸易危机让商人阶级意识到垄断的弊端，对于政治权力的需求日益增加。英国地域狭窄更容易让各阶层建立联系，将矛头共同对准中央。因此尽管国王提出的拨款要求并不过分，但是议院的领袖却抓住机遇，希望王权完全从属于民众一会，让公共自由彻底赢得优势。因此他们利用国王召开议会之际，提出了三大类的建议，分别涉及国会特权问题、财产权问题和宗教问题。

虽然英国国会起诉了国王的宠臣斯特拉福德（Stratford）伯爵，但实际目的是削弱王权而非单纯的“清君侧”。伯爵的剥夺公权案在后世看来是欲加之罪，但国王急于达成和解，批准了国会永久化和处死伯爵的法案。借助于剥夺公权案，国会相继掌握了关税的征税权（这占到英国半数以上的收入），并解散了国王的“星法庭”，国王被迫离开伦敦寻求地方贵族和领主的支持。

当政治上的妥协失败时，国王和他的挑战者就分为两个阵营，各自进行内战的动员。挑战者是否存在共同利益、挑战者的组织性、对资源的控制程度、他们追求共同目标联合的程度以及挑战的时机，都会对权力斗争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国王能够依靠的只有贵族和显要的绅士，他们仅仅出于荣誉和对王室的忠诚；而伦敦市和多数公司团体站在国会一方。英国经历了玫瑰战争、亨利七世对贵族的屠杀以及宗教改革以后，英国贵族已经日渐式微，到伊丽莎白一世后期上院提案已经不到五分之一。并且得益于税源相对单一，国会的支持者更为团结，国会一方占据大部分的经济资源，战争开始时王国全境都几乎掌握在国会手中。同时宗教改革的结果是新教在英国占据主导，教派的分歧加剧了国会一方的凝聚力。当时天主教的西班牙和法国也忙于内战和彼此间的战争，无法给国王以援助。

国王唯一的优势就在于贵族的战斗力更强，因此让国王军不至于不堪一击，甚至一度在斯特拉顿、兰斯多恩、伦德维多恩和纽伯里等一系列战役中取得了军事优势。但是由于双方控制资源的悬殊，国会军能够经受再三的军事失败，但是国王军在马斯顿荒原一役失利后就注定了失败。

本文并不想阐述两军交锋和审判国王的具体情况，而是考察各种初始条件的作用对战争的影响。对于英国来说，重商主义政策和专制程度较弱使得国王在政治斗争中的处境相当不利，这恰恰是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出于同西班牙竞争的需要，英国才通过重商主义将国家和市场的力量相结合，其结果是商人阶级逐步控制了经济。

而英国的岛国环境决定了要生存必须维持强大的海军而不是陆军，地理因素让英国王室不可能像法国一样集权，并通过上述各种机制间接促使了国王的失败。诺斯关于英国如果有常备陆军的反事实假设实际上是错误的，因为英国的收入很大部分来源于海外贸易，结构单一脆弱，没有足够强大的海军来保护海外贸易的话，常备陆军是无法供养的。

（二）法国

在法国，同西班牙的战争让财政恶化到极点，为了避免在战争中失败就必须要不惜代价地增加税收。从1630年到1648年间税款增加了3倍，但是同时官员的数量较16世纪增长了4倍，这些官员拥有减税的权力，其数量的增加导致税基的减少。法国没有强大的商人阶级，农民和地方领主的负担已经过高，再加重税赋获得的钱可能还不够镇压他们的叛乱，唯一可观的税源就是官僚阶层，政府再次征收亨利四世设立的官职税，要求王国官员预付四年保证金。

初始条件的差异决定了抗争的政治目标或者说制度变迁的观念是不同的。法国的上层商业和工业阶级与帝制国家之间存在依赖关系，他们和土地贵族间并不存在相对紧张的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存在于生产者阶级与支配阶级和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地主支配阶级与专制性帝制国家之间。

马扎然的财政政策立刻引发了官僚的不满，高等法院立刻发动叛乱要求审查预算和财政收支，过重的税赋让此前受压迫的大领主、农民和下层民众都同高等法院联合起来，试图通过法院集会改革王国财政。但是当查理一世被处死的消息传到法国以后，法官和王公反而害怕君主制被推翻，因为他们仅希望通过权力斗争来维护自己的特权。与此相反，皇太后仅仅流放了马扎然，却“解除了厌弃战争，热爱王权的百姓进行叛乱的借口”。因为法国的抗争并不针对皇权，而是针对打算削弱他们特权的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