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1921年，新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领导人列宁和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达成和解，签订了《莫斯科协议》，使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国土面积大大缩水。

二战后，俄土又回到了原先的敌对状态。

冷战期间，土耳其摇身一变，加入北约（1952），成为西方阻止苏联向南扩张的“桥头堡”。但是，在西方眼里，土耳其的文官政府并不十分靠谱，所以，每当它对苏联和一度“左倾”泛滥的阿拉伯国家态度“暧昧”时，土耳其军方就会在美国的默许和支持下发动政变。

冷战之后，苏东集团解体，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趋于淡化，土耳其对西方的作用因此大不如前。

安卡拉于是开始拓展新的发展途径，特别在埃尔多安上台后，土耳其不再甘于默默无闻地当西方国家的“跟班”；而新的俄罗斯则在普京的带领下也越来越自信和强硬。

历史恩怨和现实利益交织在一起，使如今的俄土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从目前的情况看，双方似乎在利益的交织和对撞中，找到了某种特殊的相处方式。

“敌对伙伴”关系

这种特殊的相处方式，笔者称之为“敌对伙伴”关系（opposing partnership）。

两国“此消彼长”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彼此不可能同处一个战壕，也就是说，“敌对”是注定的；但实力又使双方都无把握“完胜”，当然更不愿意接受“完败”，因此，尽量缩小敌对，尽可能扩大各自以及共同的利益，是双方相处的当务之急。

以叙利亚和利比亚为例，我们不妨来看看俄土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利益：

在叙利亚，俄罗斯想a）捍卫并扩建其在地中海的唯一海军基地——塔尔图斯（Tartus），计划将拉塔基亚附近的赫迈米姆空军基地（Khmeimim air base）变成其在中东地区的空中打击枢纽，以确保通往地中海的重要出海口；b）提高俄罗斯的国际声誉，重温“大国梦”，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已无法绕过俄罗斯；c）俄军在叙利亚的出色表现，提高了强人普京在国内的个人声望。

土耳其在叙内战中支持“自由叙利亚军”（FSA）和其他反政府武装，甚至不惜与极端组织合流，目的是推翻阿萨德政权，最大限度地打击死敌“库尔德工人党”（PKK）的势力，因此，它军事介入叙利亚北部边境地区，扫清库工党的盟友“人民护卫军”（YPG）在那里的影响。

YPG，图片来源：thekurdishproject.org

可是，由于俄罗斯的军事介入，埃尔多安推翻阿萨德的目标难以实现，所以他不得不与俄罗斯达成确保自身安全的协议：在与土耳其南部接壤的叙利亚北部边境内建立“缓冲区”。普京为了维护俄罗斯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土溪”项目等），也对土耳其的“得寸进尺”暂时忍让。

在利比亚，莫斯科的利益在于：第一，扩大其在北非的影响力，多一个左右欧洲政局的筹码——难民；第二，重拾卡扎菲2011年倒台后在利比亚丢失的几十亿能源、军事和基建合同。

而土耳其则打着另一个算盘。安卡拉在这里的首要战略目标是：1）确保能源利益；2）抗衡战略对手阿联酋；3）参与控制北非，用难民问题来左右欧洲。

由此可见，俄土在利比亚的直接利益冲突点不多，也就是“异”远远小于“同”，而这个“共同点”就是让欧盟恶梦不断的“难民问题”。

不久前，普京在莫斯科与默克尔会谈。在会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两次警示将有来自利比亚的新难民潮涌向欧洲；埃尔多安则一直在告诫欧盟叙利亚难民有再次大量“走西口”的可能。

两位强人对欧盟的这些话，可以被理解为“提醒”，也可以被视作“威胁”。那么，莫斯科和安卡拉为何需要打“难民”这张牌呢？

很简单，普京想利用自己在中东和北非日增的影响力，尽快离间欧盟与美国的关系，促使欧盟放弃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而埃尔多安则想让欧盟别再对他的威权政治指手画脚。

在双边以及国际博弈中，普埃很快学会了如何从中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变被动为主动，成功地建立了这种“敌对伙伴“关系。

双方意识到，两国如果同属一个阵营，或许反而难以施展，而且还有可能因获利多少或主次之争而起内讧。因此，俄土这对历史上的冤家，如今每次都分属敌对阵营，同时却暗通款曲，彼此协调，张弛有度，左右局势。

结语

从目前的整体情况看，中东和北非广袤的大漠，俨然已成为普京和埃尔多安大跳双人交谊舞的舞池。

“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电视剧《还珠格格》片尾曲中的这段歌词，恰如其分地描写了上述热点地区正呈现出的某种“俄土化”趋势。

当然，这不意味着两国之间会风平浪静，俄土目前在叙利亚的冲突或类似事件总会发生，但双方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基本利益和架构未变。我们有理由相信，两国不久将会再次缓和关系，重新回到合作的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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