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随着民族主义的回潮和民粹主义的兴起，以“国际主义”为传统理念的左翼阵营已经很难对民众中的“思乡”情结熟视无睹了。鉴于极右政党“德国选项党”（AfD）在大选中异军突起，社民党籍的德国总统施坦因迈尔（Frank-Walter-Steinmeier）在今年德国统一日（10月3日）致词时强调指出：“思乡者并非只是那些活在过去的人”。担心失去家园的那种感觉，容易使人陷入民族主义者和排外势力设下的宣传陷阱。这种现象不仅在德国存在，在其他西方国家和地区同样如此。

AfD的崛起，图片来源：见水印

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们以及事业有成和行遍世界的人来说，全球化和欧洲化或许是一条通达世界、实现自我、充满机遇和不可逆转的发展之路。但对普通百姓而言，全球化带来的变化是充满危机的。他们会担心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前景，担心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就业机会，担心自己的家庭和安全。一句话：他们担心的就是自己赖以生存的“乡土”（heimatliche Scholle）是否还安然无恙。

在这个背景下，大量难民和移民的涌入，自然会增加他们的担忧和恐惧。“难民潮”等于把全球化的负面结果赤裸裸地带入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原先只是有些国内企业把生产外移到劳动力便宜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本地人对失业的担心似乎还比较抽象；如今，那些与他们抢饭碗的人就站在他们家门口或身边。

不错，西方产品是敲开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大门，但全球化却把那些向往富裕的人带入了西方社会。西方国家那些难民营里，蛰伏着一支庞大的廉价劳动力队伍，随时都可以充斥当地的厂矿企业和服务行业。本地百姓的担忧应该说非常现实。

有这些担忧的人，无论如何都不会发自内心地拥护所谓的“欢迎文化”，更何况，难民营一般都不会被安排在高档区，而是穷人区。穷人对穷人，竞争何惨烈。这也就是难民潮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切身问题。而且，这种对现状的担忧和对未来的迷茫，不仅弥漫在工人、失业者这些下层民众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也感到自己的生存岌岌可危。因此，许多选民开始背离传统主流政党，转向民粹主义势力，也就不足为怪了。

难民问题若得不到合理的解决，不仅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力量将进一步得到加强，连人道主义恐怕都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抛弃。这也就是为什么德国大选九周后，四党联合执政的试探性会谈依然没有突破性进展的原因之一。

无可否认，无论是民族主义的回潮，还是分离主义的抬头，它们的背后似乎都与“全球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似乎是当下许多问题的土壤和根源，可同时又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了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变化。

殖民时期，全球化的参与者被分为两种：宗主国和殖民地；冷战时期，全球化参与国之间的关系大致也被分为两种：朋友或者敌人。如今的全球化，所有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只有一种：竞争者。

全球化有不同的形式，但不管是当年的殖民主义，还是当下的自由贸易大势，其驱动力无一例外都是资本，而资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西方的专利和强项。

西方国家之所以充满信心推动全球化，那是因为世界现行的主要体系都源自于它们。只不过，这次的全球化结果出乎他们的预料：中国的迅速崛起。

中国自近代以来，有过两次打开国门的经历：鸦片战争时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结果是沦为半殖民地；冷战时期，在内外交困中主动打开，并走上一条励精图治、改革复兴的道路。这条变革之路的根本就在于：“深入虎穴”，“以夷制夷”。中国通过加入世贸组织（WTO），进入西方建立的体系，学会他们的运作方式，用其人之道站稳脚跟，最后成功地“反客为主”，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意识到旧有的地缘政治已经过时，在吸取了国际关系中的经验教训后，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互惠理念，用“双赢”来取代“零和”。可是，西方主流显然还无法摆脱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阴影：一方面把所谓的人权、自由、民主等视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另一方面坚持“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丘吉尔）的单边利益论，忽略了各国发展的不同轨迹和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习近平主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取自中国的人文智慧，也符合西方古典思想中的哲学精髓（对立统一）。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神学家尼古拉斯·冯·库思（Nikolaus von Kues）就曾提出用高层次的理性去解决低层次的矛盾，用中文来表达，即以“高屋建瓴”来应对“盘根错节”。

面对全球化，为什么有些人看到的是希望和机遇？而有些人经历的却是失落和危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西方人达尔文在其《进化论》中的名言。其实，任何世界大潮中，机遇和挑战都是并存的，就看人们如何去把握。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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