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知道，民族情结和民族主义并非完全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1648年的韦斯特法利亚合约）才问世。此前的 “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全球帝国、“日不落”大英帝国，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或俄罗斯沙皇帝国都给自己的臣民带来过程度不同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民族情结和民族主义当时就已存在了。

但是，帝国疆域的辽阔也带来内部的种族和宗教群体问题，如十五世纪末被西班牙人驱逐出伊比利半岛的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 Jews）、法兰西的胡格诺派（Huguenot）等。这些问题，有的在法国大革命中得以解决，有的则继续存留下来，并成为历史后遗症，如现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的地位问题等。

由此可见，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形成与欧洲列强的扩张、立国与殖民历史密不可分，这其中还参杂着诸多“种族歧视”和“宗教排斥”等内涵。从18世纪晚期开始，各种独立运动（美利坚合众国、加勒比地区、中美洲和南美洲）、民族运动（意大利、波兰、德意志）和去殖民化运动（1940年代和1960年代的印度和非洲），使传统的民族和国家概念得以超越和发展。

二战后，新兴国家以及集团（美国和苏联、华沙条约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形成，旧国体残余（如英联邦）还存在。在这些国家和集团内，民族、种族、宗教等问题随着新移民的到来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不仅国与国、集团与集团之间互为竞争，一国内的各民族和各民族主义势力之间也会为争取权益而彼此倾轧。

因此，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非殖民化不仅在政治层面密切相关，也显示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他领域。它们之间的所有矛盾——不管是在一个民族国家或一个帝国内，还是民族国家或帝国之间——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特权和资源的斗争。譬如，加泰罗尼亚首先追求的就是财政独立，而非国体独立。

有人把“不断全球化”及其带来的不安定视为当今西方区域主义和分离主义（特别在欧洲）日益强大的原因。还有人干脆把“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本土化”（localization）叠加在一起，创造出一个新词来：“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虽然英国的脱欧和加区的求独都离不开历史上形成的彼此隔阂和怀旧情结，但这个时髦概念却从另一角度解释了全球化给西方社会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冲击效应。

Glocalilsation是一个商业术语，但似乎越来越有社会意义，图片来源：见水印

的确，全球化起到了对国际社会进行分化和重组的作用。在全球化的驱动下，民族国家一方面加紧推动区域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欧盟、拟议中的东亚共同体、各种多边自由贸易区等），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以及区域联盟内部却出现了分离和独立现象。（加泰罗尼亚、苏格兰、英国脱欧等）。

这种“外联内分”的逆向态势给西方社会造成不小的压力，拿欧盟作为例子：欧洲诸国若要与美国、中国、俄罗斯抗衡，除了单一市场和货币外，还必须加快政治一体化进程。同时，英国却选择了“光荣孤独”的道路，退出欧盟，另谋出路；苏格兰、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地区都没放弃分离或独立的目标。

这过程中常见的问题是：如果欧盟能确保外部边境的安全，加泰罗尼亚干吗还需要西班牙？如果欧盟能接管苏格兰的财政，苏格兰又何必非要留在大不列颠王国内呢？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欧洲境内地方分离主义之所以得以加强，与欧盟迅速东扩有关：原东欧各国（包括原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南斯拉夫解体后的诸国）纷纷加盟，无形中也助长了西欧有些地区追求独立地位和摆脱强势中央政府的欲望。

民族主义在西方的回潮，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人们对生活环境不断变化的一种本能抵触。人们内心不仅需要通过某种团体同一性的架构（国家、联盟、价值观共同体等）来区别和排除其他种性和文化，而且也希望以此来使本已非常复杂的世界简单化。因此，西方世界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既是西方人对自我存在感受到威胁以及社会和资源遭到外来冲击和损害的一种反应，也是他们在面对世界变化目不暇接时所表现出来的茫然和迷失。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包括宗教极端主义，或种族主义）与普世主义，其实就是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的这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彼此对立又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

在以 “地球村公民”为荣的现代社会里，提到“家园”或“故园”，许多人会觉得这个概念已经过时，让人联想到的更多是闭塞、狭小和陈旧。人们向往的是大都市的繁华和行遍天下的自由，哪里有朋友，哪里有亲人，哪里就是家。

谁曾想，在2017年的今天，在普世价值盛行和自由开放的西方，“家乡”和“故园”正在成为新闻和政治的时髦词汇。在德国政坛，这个词汇不再是保守政党的专利，连左翼政党（譬如绿党）也开始强调“乡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