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今年三月，舒尔茨在社民党（SPD）党代会上被全票推举为默克尔的挑战者。对其个人而言，既是荣耀和信任，又是挑战和压力；对社民党来说，此举与其说是出于无奈，倒不如说是一种挣扎。

其实，挑战默克尔，舒尔茨从一开始就胜数不大，无论是国内的从政经验，还是在德国选民中的威望，他都很难望默之项背。但社民党真心（侥幸）希望他的这两个弱项能在这场政治竞赛中成为取胜的筹码：没有丰富的国内从政经验，也意味着他个人无须为上届大联合政府的政策失误承担责任；在国内知名度不高，也可以被视为鲜有政治“负资产”，俗话不是说么：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舒尔茨（图/推特认证账户@Martin Schulz‏）

可过去几个月的实践证明，社民党这个如意算盘肯定要落空。那么，“舒尔茨效应”为何注定只是昙花一现？SPD这个百年老党为何在短期内看不到重振雄风的希望？要回答这两个问题，以下几个因素至关重要。

第一，“大联合政府后遗症”

所谓“大联合政府”（GroKo），就是两个最大的政党联合执政。这种组合有利有弊：好处是，由于两党在议会中占据绝对多数，所以容易推行改革，特别是那些争议和难度颇大的计划；坏处是，议会中的反对党过弱，无形中大大削弱了政治平衡和有效监督机制。还有，对大联合执政的参与方来说，政绩容易被“老大”据为己有，而失误则少不了让“小弟”来分担。久而久之，后者的作用和声望会被弱化，落得个“陪衬人”和“配角”的地位。

默克尔2005年以来执掌的三届内阁中，有两届是与社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2005-2009，2013-2017）。社民党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留在政府中，就能确保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但它低估了自己作为政府“老二”被“老大”逐渐取代和淘空的危险。

不得不说，默克尔是一个化解政治对手的高人。在政绩面前，她习惯含蓄地突出本党和本人的作用和贡献；在麻烦面前，则不失时机地抓人来当垫背。这个特点，默克尔在与舒尔茨的电视辩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每次被问及最让她头疼的难民问题时，她都会巧妙地强调，当时的决策是和社民党同僚商量后共同做出的。

默克尔和舒尔茨电视辩论（图截自辩论视频）

实践证明，大联合政府已成为社民党的“政治原罪”，而且时间越久，社民党对权力的依赖会越发严重，独立性和创新力越发衰弱。当然，GroKo也并非一定对政府中的小党不利。1966年，当时的“黑黄联盟”（CDU/CSU和FDP）因在财政预算上出现不可调和的分歧而告解散，之后便诞生了德国战后历史上的首次大联合政府。三年后（1969年9月），德国重新大选。CDU虽然得票最多，但没有赢得绝对多数，无法单独组阁，与自民党又因前嫌而难以破镜重圆。大联合政府中的“老二”社民党于是抓住了机会，抛弃“老大”，自立门户，与自民党开启“红黄组合”时代。

第二，缺乏具有个人魅力的政治家

1969年，社民党之所以能在大联合政府的“阴影”中脱颖而出，除了当时国内外的一系列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至关重要：当时的社民党拥有一批诸如勃兰特（Willy  Brandt）、魏讷（Herbert Wehner）、施密特（Helmut Schmidt）、巴尔（Egon Bahr）等具有人格魅力的政治家。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施罗德能当选为总理，同样离不开他的个人光环。

舒尔茨常年就职于欧盟，虽然口碑不错，个人能力也不是没有（据说会说多种语言），但他明显缺乏吸引选民的特殊魅力。再看社民党整个团队，自施罗德离开政坛后，纵使上下求索，也再难觅“星光级”的人物。

其实，在人才青黄不接方面，基民盟同样如此：当年那些既有能力又有人格魅力的“少壮派”，如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梅兹（Friedrich Merz）、黑森州州长科赫（Roland Koch）等，最后都在党内斗争中败给看似平庸、然而福星高照的默克尔，最后不得不纷纷转行，弃政从商。但社民党在后续人才方面的问题比基民盟严重得多，这也是这个百年老党在短期内很难主导德国政坛的关键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