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体制思潮的影响下，高校的教学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批判性”科学观势如破竹。许多政治和社会学院的教程中，马克思理论教材、政治经济学、工运史和体制理论取代了比较政治学、社会及议会研究等科目；在历史系教学中，叙述型讲授方式陷于守势，马克思历史观成为时髦；德国语言文学系里，“唯物主义文学”占据上风；社会语言学家开始研究“标准德语的阶级属性”；在师资及社工培训领域，“解放式教育”变得热门。

在那个“一切政治化”的红色年代里，德国亦被新左派视为“阶级社会”。“六八”运动爆发前在体制比较学中占据主要分量的集权理论被怀疑为反共意识形态。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对某些概念作了与时俱进的修正，譬如，“冷战”被诠释为以美国为首的分裂世界的资本霸权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防守型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冲突；战后民主体系被贬为“具有阻碍作用的新秩序”；经济奇迹被轻描淡写地说成是“重建阶段”；联邦德国的成立被视为在“恢复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统治特别残酷的一种形式”，完全模糊和混淆了法西斯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这些“革命化”了的词语和诠释导致人们对西方社会的视角出现严重的单一化，在思辨和学术领域出现严重的沙漠化。

中国曾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六八”运动主张“实现与自我实现”。个人应该投身于社会实践中，“参与”（Partizipation）变得非常时髦。在美国的民权运动影响下，包括西德在内的欧洲也变成一个“全民参政”的试验场。当时，社会各管理阶层纷纷涌现出所谓的“市民倡议”组织（Bürgerintiative）。

“六八”运动的确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日常社交带来了很大的变化：譬如，婚姻和家庭观、婚前性行为、妇女走入社会生活以及生活方式多元化等。以前，性欲和婚姻都应该服务于传宗接代这个目的，经过“六八”运动的洗礼，这些原本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出现了持续性和根本性的转变。“六八”运动是性解放的先驱，是传统婚姻和家庭观的掘墓人。从现在的角度看，当年的性解放运动一方面冲破了传统道德的束缚，成就了妇女地位的改善，但它同时也为之后的性泛滥和道德沦丧种下了恶因。

“六八”运动还在很大程度上废除了原先的社会规范和言行标准。“循规蹈矩”和“当好孩子”被当时的青年人视为臣服于专制传统、维护小市民主义和掩饰纳粹历史的表现。在那段红色岁月里，凡是彬彬有礼的（如整齐的衣着、交往礼节等），（几乎）一概遭到拒绝。彼此之间要以“你”，而不是“您” 相称；留长发、穿喇叭裤，外表越怪异越前卫，打扮越暴露越显得有个性。这些在当时给人们带来解放和自由体验的变化，其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没有底线、隐私和耻感。人与人交往中诸如礼貌、尊重、诚信等传统美德一度被抛至脑后。

“六八”运动对德国传统政治的影响

“六八“运动既是一种新型“青年文化”轰轰烈烈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是波及全球、挑战现存国家机制合法性根基、并影响了包括社民党在内的其他政治力量的左派抗议运动的代名词。

运动开始不久，由众多极左小党派组成的“新左派”很快形成。虽然它们都自称是在战胜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与“劳动群众”联合的“革命力量”，可彼此之间却并不团结。它们均号称以中国共产党为楷模，坚决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可许多精力却都花费在揪出组织内的异己分子和“阶级叛徒”上。

这些共产主义小组（K-Gruppen）在运动中不断分化，分裂出众多托派、苏维埃派、无政府主义派和其他一些自发性组织。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个组织叫“革命斗争”（RK），主要活跃在法兰克福地区。它与其他左派组织有所不同，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厂矿企业，目标是要实现工人自治。后来的德国外交部长菲舍尔就出自该组织。

“六八”运动不仅推动了“新左派”的诞生和发展，也对联邦德国的传统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德“绿党”的诞生当然与七十年代后的环保话题有关，但“六八”运动无疑是其产生的主要源头。传统的工人党——社民党（SPD）也在这场青年运动中得到了磨练，获益颇丰：虽然无法证明1969年勃兰特当选联邦总理与“68”期间的“议会外反对党”（APO）持续不断的施压有关，但当时社会的整体氛围对左翼改革派肯定是有利的。这点从社民党党员人数的剧增上便能看出：1975年，社民党党员人数从六十五万迅速飙升至一百万。

“六八”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当时唯一的在野党——自民党（FDP），这为它后来与社民党联合执政铺平了道路。保守的基民盟（CDU）和基社盟（CSU）虽然一直坚持与APO抗衡，却意外地成为“六八”运动另外意义上的“受益者”：在全球性的左倾大潮中，这对姐妹党成为社会中保守势力唯一可以依托的大本营，聚集了不少老派名人，为红潮退后的保守派复辟积攒了不少人脉资源，为后来的科尔/默克尔“两朝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德国“六八”与中国

德国的“六八”运动深受中国同时期思潮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当时运动的参与者中，许多人手中都有一本“红宝书”（“Mao-Bibel”）），不少人甚至都能大段背诵《毛主席语录》。应该说，在中国当代政治家中，对西方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他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三个世界”和“继续革命”理论曾被西方激进青年尊为指路明灯。毛泽东、胡志明和格瓦拉是三位被世界新生代追捧的“神人”。

那么，德国的“六八”运动与中国同时期的运动究竟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其不同点主要表现在：1）学生参与运动的方式不一样。“六八”是一次自发的学生运动，并由学生运动演变为一场社会运动；而中国的运动，是人为发动的、学生是在一定引导下投入的。

2）学生参与运动的手段不一样。“六八”运动虽然最后也出现了极端倾向和暴力行为，但非暴力是主调；除欧内索格和杜契克等少数的不幸遭遇外，这场运动基本上不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事件。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虽然也有“不要武斗”的非暴力指示，但仍然给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很多实质性的破坏，给许多家庭和个人带来了无法挽回的不幸。

3）运动的性质不一样。“六八”运动反对的是社会发展中的异化现象和旧的传统以及价值观。而中国的运动有更多的解读。

4）思想解放带来不同的结果。“六八”让新生代摆脱了传统的束缚，个性得以充分释放，性解放成为现实。中国文革中年轻人虽然也高喊“破四旧立四新”等口号，但性依然是一块几乎不敢触动的“圣地”，倒是后来的改革开放为此打开了一扇门。

两者的相同点在于：

1）青年人的历史作用相同。无论是德国，还是中国的运动，青年人都是运动的最早参加者和主力军。尽管这两次运动中，社会其他成员也参与其中，但总的来说，青年人的作用很大。

2）运动中都发生了未曾预见到的结果。“六八”催生了极左恐怖主义组织“红军派”和“六二运动”，而中国的林彪事件让一些年轻人一夜之间成熟起来。

3）社会生活全面政治化和语言彻底革命化。“六八”倡导的“政治无处不在”甚至包括个人隐私（das Private ist politisch），中国也有类似情况，连大脑中的“私字一闪念”都不放过。

4）运动在相当程度上瘫痪了社会的正常运转。“六八”干扰了学校教学和社会秩序，而中国的大串联、武斗和“踢开党委闹革命”等行动导致国民经济基本处于崩溃的边缘。

笔者结语：“六八”运动给后人留下了什么？

“六八”开始时以一种崭新的青年文化悄然登上历史舞台，之后演变成大张旗鼓地提出政治诉求的群众运动。它对德国社会的冲击可谓摧枯拉朽，但年轻人的特点容易导致让理想主义和革命热情蒙住双眼，相当缺乏自我审视精神和能力，现实与虚构之间出现严重错位。

回顾过去，再看今朝。当年“六八”反体制反权威反战争的动力已所剩无几；“市民倡议”组织这颗全民参政的果实现在也只是现行体制的一种微弱补充；“六八”运动的政治继承者——绿党，也已失去了当年的勇锐和进取精神，其参政目的与当年的运动宗旨渐行渐远；当年新生代那份单凭革命热情就能将世界“轻轻地一抓就起来”（样板戏《海港》戏词）的坚定信念如今似乎已荡然无存。

那么，“六八”运动给后人还留下些什么呢？简单地说，它有两大政治文化遗产：一个是彻底自由化了的日常生活，一个是潜移默化了的对历史和社会的认知模式。前者鼓励个性的自由发展和个人主义的膨胀，后者为德国人看待自己的历史和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提供了不同的审视角度。

当年的“六八”人现大多已步入人生晚年，今日之社会恐怕再难如当年那样给年轻人如此大的挑战社会和传统的空间，因为它已经拥有相当大的自由度。这也可以说是“六八”运动的一个成果。

“六八”是一场本身就充满矛盾的运动：当年的新生代毫不留情地向一切专制形式和传统开火，而他们的这种“毫不留情”本身其实就是缺乏宽容的表现；他们实际上打通了樊篱，启开了门窗，推动了社会，但许多结果并非他们的初衷。我们可以说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行”，可在“破”和“立”之间，他们“破”心有余，“立”志不足。如果他们当年的抗议不是自发即兴的，而是有备而来的；如果他们当年真的推出自己的“六八”纲领，估计他们走不了多远就会止步不前，因为他们的许多理想都带着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色彩。

“六八”既然是一场以青年人为主的社会运动，自然也就无法避免年轻人特有的偏激。回头反思，这场运动对政治和社会的错误判断在哪里呢？笔者认为，最大的误判在于高估了个人激情的功效和低估了传统传承的价值。当时的一句名言是“一切都是政治的”，可人实际上并不想成为一个百分之百的政治动物。将此作为改造社会的前提，这与格瓦拉当年在古巴塑造愿为社会做无偿贡献的“新人”的失败尝试如出一辙。

尽管如此，“六八”运动毕竟给当事人提供了亲身体验挣脱传统束缚、冲破思想牢笼和释放青春激情的机会，给整个德国社会带来了二战后最深刻的文化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六八”的历史功绩不容抹煞，“六八”的经验教训值得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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