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半个世纪前的1967年6月2日，一个德国青年倒下了，成千上万的德国人站了起来，一系列荡涤德国社会“千年腐朽之气”（Muff von 1000 Jahren）的抗议活动在第二年达到高潮，并最终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六八”运动。

1967年的确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份：西方社会经历了战后二十年繁荣期后危机渐露，体现德国传统价值观的阿登纳时代业已走入历史。4月21日，希腊发生军事政变；6月5日至10日，以色列与邻国卷入“六日战争”；越南战争打得正酣，美国发动了第二轮“旱季攻势”，每月阵亡高达约800人；7月23日，底特律发生美国历史上第二惨烈的种族冲突；10月9日，国际左派运动的光环人物切·格瓦拉被玻利维亚军方枪杀。

德裔美国政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描述“六八”运动时说过这么一段话：“我感觉，下个世纪的孩子们学习1968年历史，就好比我们今天在学习1848年的历史（德意志革命——笔者按）”。

天若有情天亦老，岁月无情人有情。笔者认识几位“六八”人士，他们虽然已不再年轻，但理想主义精神尚在，有的至今还在搜集中国那些年代的《毛主席语录》和各种毛主席像章。

的确，回望这段历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阶层都会提出相同的问题：五十年前，德国和国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六八”青年抗争运动又给社会和后人带来了什么？而答案却往往大相径庭，依然分裂着德国社会。

两支乐队加剧了“代沟之争“

德裔英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六八运动产生的原因很多，就如人们对癌症产生的解释一样多”。

有人认为这是一场随着大环境的变化以及各种政治事件的迭发而发生的民主运动，也有人相信这场运动是刻板的新教道德功能主义（节欲、自律等）与后工业社会新价值体系（自我实现）之间冲突的结果；社会伦理学者们认为那是当年的新生代意欲摆脱老一辈竭力维护的旧传统而采取的一种新的抗议形式，心理学者则将其视为“失去了父爱的那一代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这场介于1967年至1970年的抗议运动，其实是“青年文化”中特有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情怀与年轻人感性及逆反特征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也与阿登纳时代的精神和文化气氛有关：德国老一代对纳粹历史“集体沉默”，许多当年的纳粹分子还明目张胆地重新进入公共生活中。根据1967年的民意调查，仍有一半德国人认为纳粹主义原则上是不错的理念。此外，新生代对父辈们那种满足于“小康乐趣”的生活方式相当看不惯，嗤之为“精神狭隘和空虚”。

客观地说，德国战后新生代“相对宽容、信息丰富、参与感强”，他们的民主意识在融入西方体制二十年后已远远超过自己的父辈们。可他们所处的家庭环境依然充满纳粹时期和之前的传统，普遍比较专制。因此，父辈们在年轻人眼里已渐渐失去了威信。加上新的青年文化（如“黑人音乐”等）与德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并遭到老一代人的强烈抵制。这种“代沟之争“在普通家庭和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明显。

对传统规范和约定俗成的逆反，对新潮音乐的热衷，性道德、时装和发型等领域的开放……在所有这些重大变化中，来自英国利物浦的披头士乐队（Beatmusik）起了关键作用。一批“亚文化”随之出现，直接影响了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和言行举止。后来的“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以其非常直接的情感和欲望表达方式被老一代人嗤之为“肮脏”，却成为年轻人的崇拜偶像。

披头士乐队，图片来源：wiki

这些无拘无束的音乐形式为年轻人带来了一种自由和坦诚的气氛，传统禁忌被突破，歌手在舞台上的真情流露和夸张动作被年轻人视为对虚伪的小市民社会的勇敢挑战。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六十年代后期的一系列国际事件，特别是打得正酣的越南战争，也对“六八“运动的爆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西方年轻人原先把美国视为民主进步象征，现在突然发现华盛顿正在越南不惜使用一切战争手段捍卫着一个军事独裁政权。这让他们开始质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其他地区以“自由民主”名义捍卫的东西是否也是谎言。

两次枪击激化和分化了“六八”运动

1967年5月底，领导学运的“社会主义德国大学生联盟”（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SDS）策划组织游行示威活动，抗议独裁的伊朗巴列维国王访问西德。6月2日晚，巴列维一行前往柏林德意志大歌剧院观看莫扎特《魔笛》（Zauberflöte）首演式。

柏林自由大学（FU）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本诺·欧内索格（Benno Ohnesorg）在他短暂的26年人生中首次参加这类示威活动，却不幸成为警察暴力的牺牲品。当时，他妻子正怀着他们的头胎孩子。凶手卡尔-海因兹·库拉斯（Karl-Heinz Kurras）是警察内所谓“猎狐”行动队的成员，在庭审时，其正当防卫的理由虽然证据不足，但最后还是被无罪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