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WG为例来分析“主导文化”可能产生的后果

中文里“融合”和“融入”这个两个词，虽说只有一字之差，却反映了同化过程中两个不同的侧重点：前者体现的是社会主体对外来客体的一种接纳和包容，包含将客体转化为主体的意愿和肚量；后者则体现了外来客体入乡随俗和适应社会主体的意愿。理想的状态应该是社会主体对外来客体虚怀若谷的融合，与外来客体对社会主体自觉自愿的融入之间的良性结合。

大家知道，在德国的大学生合住宿舍（Wohngemeinschaf/WG）里，除了寝室不合之外，厨房和卫生间一般都是公用的。若几个中国留学生自己合租一个单元，在做饭和饮食习惯等方面估计问题不会太大，毕竟大家都是来自同一个国家。但如果一个中国留学生和三个德国学生合住一个单元，恐怕就会出现矛盾。

讲究锅气和喜欢爆炒的中餐很容易弄脏德式厨房，也很少有德国人能长期忍受中餐的菜味和油烟。按照“主导文化”的逻辑，外来的或少数的应该服从或适应本地的或多数的习惯方式。这个中国留学生在这个合租宿舍里无疑既属外来也属少数，理应“入乡随俗”，即，在使用公共厨房时要么改做西餐，要么躲在自己的卧室做中餐，或干脆出去觅食。

如果这三个德国同学属于宽容的人，相处或许会容易些；如若不是，那矛盾很快就会出现。在没有“主导文化”的情况下，德国同学也许会认为每个民族拥有自己的饮食习惯无可厚非；即便他们有意见，也不一定硬要对方适应自己；在实在接受不了的情况下最多也就自己搬到其他WG了事。而这位中国留学生既可以出于入乡随俗的意愿不一味强调自己的权益，做饭时照顾德国同学的感受，尽量避免油烟四起饭味扑鼻，也可以在出现矛盾时用“自由平等”等西方理念来为自己争取权益。

可有了“主导文化”之后，德国同学就有了要求中国留学生适应他们生活方式的理由和依据，协商、理解、包容等富有“融合”色彩的做法就会被撇在一边，文化本位主义和民族优越性就会抬头。同时，“融入”不再成为外乡人的一种自觉行为，而是被迫行为，久而久之，他们内心或许会产生抵触和不适。

所以，在不同文化或生活方式相遇的时候，强调所谓“主导文化”的做法效果未必好，甚至会适得其反。倒是类似“宿舍条例”（Hausordnung）这样的规章制度在处理如何共处的问题时，反而即简单又具有约束效应。虽然这些制度的主要依据同样是所在国或当地人的生活习俗，但它们对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束缚力，而没有“主导文化”所带有的“外来人/少数人必须适应本地人/多数人”那种高高在上和内外有别的色彩，因而也更容易被人接受，更容易得以尊重和执行。

对于一个WG来说是“宿舍条例”，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和谐共处的最佳标准究竟是“主导文化”还是作为宪法的《基本法》，这的确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在讨论“主导文化”时，德国人为何“欲言又止”

由于德国有纳粹这段历史，所以，德国人关于“主导文化”的讨论总带有“欲言又止”的特点。也就是说，基民盟/基社盟一方面提出“主导文化”这个口号，可在谈及此概念的具体内涵时又不愿让人产生“德意志高于一切”的联想。或许，他们的口号其实并非是冲着那些外国移民喊的，而是说给他们在国内的潜在选民听的。

无可否认，德国政府在融合外国人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譬如，在为外来移民提供的各类语言班（Sprachunterrich）和“融合课”（Integrationskurs）上，学生们获得了大量关于德国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价值理念等信息和知识。这些平台非常有效，外国人也乐意接受。问题是，这场关于“主导文化”的讨论后面是否还隐藏着更深的含义（semantischer Überschuss）呢？

融合课，图片来源：BAMF，摄影：K. Otto

如果再看每次讨论发起的时间节点，我们或许能找到问题的某些答案：梅兹2000年首次把此概念运用于移民问题讨论时，正是基民盟/基社盟打算在两年后的联邦大选中从左翼的社民党/绿党联合政府手中夺回执政权的当口。拉莫特2005年重提此话题时，正值德国又一个大选年。2016年，新兴的“德国选项党”利用“难民潮”危机重新使用这个概念，为该党在许多州的大选中赢得了进入议会的机会。

今年又是大选年，基民盟/基社盟感受到来自比自己更右的“选项党”的压力，德迈齐埃此时提出“十点计划”不排除有争夺右翼和保守选民的可能性。

因此，这场讨论与德国文化的主导地位本身关系不大，有人就认为这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Scheindebatte），其真正目的除了拉选票之外，也是为那些保守选民内心常年被压抑的民族自豪感提供一个呐喊的话筒（或“出气筒”）。

客观地说，二战后德国的民族情结相当扭曲，邻国和战胜国对日耳曼人的民族主义是否抬头相当敏感，所以德国人一直谨小慎微，夹着尾巴做人。但是，他们不公开表示自己的民族情感，不等于这份情感不存在。所以，一有机会它就会用各种方式表现出来：1954年德国首次赢得世界足球杯冠军，民族自豪感在战败的压抑气氛中第一次有了宣泄的机会。“伯尔尼奇迹”之后，足球一直是德国人展示民族自豪感的一个载体。除此之外，“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和有关“主导文化”的讨论多少都是德国人抒发民族主义的渠道。

只是，足球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名正言顺，因为绿茵场上靠的是实力的比拼；“德国制造”也的确名不虚传，因为它为德国享誉世界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但“主导文化”究竟具有多少含金量，笔者略有怀疑，因为这个概念无论给本地人还是外来人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思想混乱：

一方面它要宣扬德国社会的民主自由体制，同时却要求外国移民臣服主导文化；一方面要突出本地文化的主导性，同时又碍于自己的历史而担心被人解读为民族主义的抬头；一方面说这场讨论是为了促进外来移民更好更快地融入本地社会，而实际上却以外国人放弃平等的代价来换取一种带有强制性的“入乡随俗”。

结语

在支持还是反对“主导文化”这个问题上，其实存在两个主要模式：第一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liberal-individuell）模式：只要服从当地法律、愿意纳税等就可以；外来移民不仅可以保持自己的文化风俗习惯，而且还可以尝试在客居地将其发扬光大。这个模式不需要也不承认什么“主导文化”。

第二是“民主共和”（demokratisch-republikanisch）模式：它要求人们臣服并适应主体特性；外来者被要求最大可能认同所在国的规范和价值，最大可能地放弃自己的原乡文化。这个模式没有“主导文化”就难以为续。德国所经历的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不管各方的表述如何千变万化，其本质上都是这两种模式的对抗。

在“主导文化”的氛围里，外来文化或原乡文化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并有可能最终沦为一个很难在公共场合正常施展的小范围文化。如果这样，这场讨论不仅没有起到和谐社会的作用，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分裂；不仅没有促进融合，而是阻碍了这个进程。这恐怕也不会是“主体文化”讨论倡导者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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