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真实的历史故事或许可以说明两点：第一，法国人创造力有余，改革性不足。第二，经过大革命洗礼后的当政者惧怕民怨，任何改革，只要稍微遇到阻力，便立刻撒手放弃。当然，拿破仑那会儿离大革命非常接近，今日自然有所不同，但恐怕谁也不敢说，历史的余波已经不再泛动。在笔者看来，这是法国改革很难推进的根本原因之一。

除了上述这些“内伤”之外，还有伊斯兰恐怖主义给法兰西带来的“外伤”。2015年1月以来，前所未有的一系列恐袭已造成238人死亡，伤者更多。为此启动的紧急状态法将延续至今年6月的议会选举之后。

概括起来说，由于改革维艰，积重难返，法兰西的体质变弱，抵抗力下降。法国社会要么不配合治疗，要么干脆拒绝治疗，结果很有可能是急性变慢性，心理障碍导致抑郁症。后果如何虽不可预测，但可以想象：不是在抑郁中灭亡（步希腊后尘），就是在抑郁中爆发（再次爆发某种形式的“大革命”）。

但这次大选的结果表明，法国虽然危机四伏，但民间“求改变”的诉求尚未超过“求稳定”的诉求，民众的不满一时恐还难以汇成一股不可逆转的滚滚革命洪流。在许多法国人眼里，勒庞对法国现有政治生态的破坏力最大，她“抄底式”的激进主张眼下显然还难以获得多数法国选民的认可。但如果把新当选的马克龙当作拯救法兰西的“救世主”，那就又进入了另一个危险的误区。

以德国为镜看法国

笔者经历了德国统一后的十年低迷、施罗德政府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及当下经济的强劲和持续复苏。从这个视角并带着适当的距离再去看此次法国的大选和以及这个国家的种种问题，便有了一副更加清晰的画面。

世纪交替之后，成立不久的欧元区内经济普遍疲软低迷。当时德国的GDP增长率已连续三年在零上徘徊，对2003年的预期甚至是负增长，失业人数突破四百万（超过7%）。

经济不景气，国家税收大减，高失业率给社保体系造成空前压力，濒临崩盘；在战后那一代人逐渐进入退休年龄和长期的低生育率造成青黄不接的夹击之下，退休金的支付暴涨，而税收却锐减。加上东西德合并造成的财政负担，德国这个曾经的欧洲经济巨人变得萎靡不振，染病不轻。

这就是施罗德总理在第一任期内（1998-2002）所面临的局面，他认为改革迫在眉睫，“不能再这样下去了”。2002年，他连任成功。之后不久，他便与绿党一起大刀阔斧义无反顾地强力推行结构性改革，对阻碍德国发展的顽疾动刀，采取了诸如大幅度调整社会福利系统支出（国家健康保险、失业金和养老金）、降低税率、改善雇佣制度、减轻企业负担等措施。

这个所谓的“2010议程”（Agenda 2010）在当时受到了经济界的高度评价和热烈欢迎，但同时也几乎得罪了社会其他各阶层。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对广大中下层民众带来不小影响的改革方案并非出自一向与企业和富人关系密切的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联合政府，而是传统上代表广大劳动阶级的左翼政党（社民党和绿党）联合政府。换言之，左派做了右派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

但事实证明，这一壮士断腕之举确确实实拯救了德国，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不管情愿不情愿，德国几乎全社会（除大企业外）都参与了“节衣缩食”：不涨工资，削减福利，倾全力确保德国企业和产品在世界上的竞争力，继续让“德国制造”享誉全球。

功夫不负有心人。十年的努力换来了德国如今扎实而持久的繁荣，而当时强力推行这一不得人心却又势在必行的改革计划的施罗德，在还没看到自己政策开花结果之前，不仅在本党内遭到围攻，最后也被选民无情地抛弃。他的继任者默克尔坐享其成，在施罗德当年所种的这棵大树下一直乘凉至今。

难怪，当社民党（SPD）新任主席马丁·舒尔茨为了赢得今年大选而宣布要部分收回并修正老施的“2010议程”时，默克尔看不下去了，她用明确的语言捍卫自己昔日政治对手施罗德的改革成果。

有道是，千秋功罪谁人评说。如今，“2010议程”获得了德国全社会的承认和赞扬。笔者相信，现已远离政治但仍有政治影响力的施罗德对此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老施当总理时曾做过两件影响深远但得罪人的事：外交上，他前所未有地明确反对美国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并因而重重开罪了华盛顿；内政上，则是不顾各方阻力推行了上述改革，结果得罪了党内和社会上的许多人。但回过头来看，恰恰是这两件事使他功彪史册，成为德国当之无愧的最伟大和最有担当的政治家之一。

施罗德

法国现在需要的正是像施罗德这样明知不可为而为的勇锐果敢的领导人。英年俊才马克龙无疑具备许多实力和优势，但他是否能摆脱“大革命后遗症”，顶住各种压力厉行改革？是否能放下个人得失、为本国的康复不惜得罪各种利益群体？如果他能做到，或也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去尝试，那法兰西或许还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