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1916年年底，俄国国家工业已经转移到战争轨道上，“炮弹饥渴”现象已经被解除，这里又要回到拉斯普京的建议：囤积足够的物资后发动战争。在1916年年底，布洛西洛夫攻势因为弹药供给不足而停止三个月后，俄军总参谋部已经汇报说用于新一次全面攻击的物资已经调度完毕，自信满满的将军们已经在做新一年的攻击计划了，后来临时政府组织的“克伦斯基攻势”，所用的物资就是这时准备出来的。

如果以这个阶段截止，来比较俄国在一战和苏联在二战当中的表现来看，会发现很大的类似性，都是在战争开始时候各种奇葩现象和行为艺术导致损失严重，而进入了状态又或者说熊从冬眠当中醒了以后，就开始掌握战争的节奏了。如果说俄军对德军的伤亡交换比很难看的话，苏军也好不到哪里去……

但是苏联和沙俄毕竟不同，不同之处不仅仅在于苏联在五阶段阶梯上比沙俄高两个级数，而是苏联解决了士兵为什么而战的问题。这里就要谈到拉斯普京的最后一个建议，最关键的建议，可以说是定乾坤的建议——分给，最少要许诺分给参战的农民士兵们土地。

过去受启蒙主义和五阶段论的影响，一直把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作为俄国进步的重要体现，新时代经济圣人斯托雷平的农业改革更是走向辉煌的起步。而实际上，除了自由主义者至今为他们欢呼外，这些政策在执行人活着的时候为他们带来了无数的骂名和老百姓的仇恨。亚历山大二世的时候还好，俄罗斯农奴们对着解放令怒斥这是伪造的，发起普遍性暴动围攻当地政府让他们“把真正的沙皇诏书拿出来”；作死大师斯托雷平的死讯传来，大量农村地区教堂则乐的三天敲钟庆祝不停。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被俄罗斯贵族以及自由知识分子，和中国的起哄党们诅咒了几个世纪的俄国“农奴制度”，真正的内涵是俄罗斯乡土公社，他的核心就是土地集体支配。每个公社每年根据农民自身以及其他情况的变化公有土地重新分配一次，重新分配的同时包括救济粮，替贫穷或是死了主要劳动力的家庭纳税，替有病的人治病等。简单的来说其承担了相当大社会福利体系，是农民们抱团取暖生存的必要社会组织。

当然这种农村公社也不是一切都好，最大的问题就是会养出来一堆酒鬼和懒汉，效率低下无人热心开垦新田或是改造土地，反正干完了明年也是重新分配一遍，谁多干活谁傻瓜不是？

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目的就是要把农民们从这种公社里赶出去，成为自耕农，也就意味着受市场经济的洗礼了，问题是农民们虽然没有彼得堡那帮异想天开的知识分子们有文化，但是涉及到自身利益的问题一点都不傻反而比谁都狡猾，最后持续性的暴动导致政府让步，改为以自愿的原则退出公社。但是有一点重要的改革还是推行了下去，农村公社内的土地，改为每十二年再分配一次。

但是自耕农和农村公社两种经济组织在俄罗斯并存了几十年之后，因为人口的持续增长导致资源不足，可供分配的土地日益减少，矛盾也就日益增加。进入20世纪初，又一次分配土地之年来临了，这一年，就是1905年。很有趣的年份是不是？这一年，也被以“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名而载入史册。

过去苏维埃史观下，一直将第一次俄国革命称为受社会党人的影响，其实那之前的年份里，农民们成打的把下乡宣传各种“进步理念”的知识分子们扭送秘密警察那里换赏钱，突然就受他们的影响来搞革命了？然后声势浩大的俄国革命突然又无声无息了，农民们又继续扭送知识分子们去换赏钱了？

真正的问题正好在于，当土地和人口的比例失衡以后，公社农民和自耕农农民（或者是地主以及富农）之间开始爆发了激烈的矛盾。大家激烈乱斗之后根据拳头的原则和政府的倾向性，折腾了一段时间后重新分配了土地就完事回家不闹了。当然斯托雷平的领带也起到了很大作用，那之后深陷过农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饱受刺激的斯托雷平开始了他著名的农业改革。

改革的目的则是增加自耕农的数量和比例，减少公社农民的数量，因为后者是1905年革命的主要动力，自耕农们已经接受了土地自有私人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而公社农民们则认为大家都在一起住你的土地凭啥不拿出来一起均分？斯托雷平的改革则是希望扩大自耕农的比例，他们的生产效率更高，组织性则更差，会像西欧农民一样，更加的依靠国家和政府而不是抱团闹事造反。

但是一直到他把自己作死了，自耕农（富农）的比例也只是农业人口的20%，所以自耕农其实还不足以成为皇家的支柱，而公社农民则因为政府“拉偏架”对皇室丧失拥护。换句话说，斯托雷平的改革，在辉煌的经济数字背后，给俄罗斯社会埋下了一颗更加巨大的炸弹。

当然斯托雷平的拥护者们则会说其实我家雷平早就有妙计，他为啥说俄罗斯要二十年稳定不能打仗呢？就是为了慢慢化解这个社会炸弹，你尼二（尼古拉二世）傻瓜自作聪明害死雷平哥不说还脑残的去参加一战，简直活该死全家，所以说我家雷平就是圣人吧啦吧啦吧啦吧啦吧啦……所以说及时的死了有时候也是当圣人的必要条件。

同样及时死了的拉斯普京留下了分配土地的建议，也是他成圣的必要条件，因为他不用考虑这个事情所需要的各种问题和困难了。死的早死的有理，也是满肚子锦囊妙计没拿出来，所以还是圣人，反倒是你们这些谋杀了当世圣人的罪人们活该倒霉。

不要小看土地问题，这才是后续俄国一系列社会动荡和变革的核心因素，1905年加上12年，1905+12=1917。用俄罗斯电视台金牌主持人基谢廖夫的口头禅来说：“偶然巧合么？我不这么想。”

实际上，用社会宿命论来解释1917年革命也不是毫无道理的，那时沙俄政府和所谓的社会进步力量们，脑子里的各种想法和俄国社会底层群体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辙。沙皇被政府官方意识形态烧坏了脑子认为人民热爱沙皇是应该的，爱到死去活来（好多真是死在战壕里面了）；而议会的议员们则满脑子鸡汤鼓吹面对盟友履行国际义务，不打死德国不算完。当然两者唯一的共同看法就是君士坦丁堡太好了，一定要拿到手里。

然而后来一个例子被反复提起，一个农民士兵听完了士气鼓动员口沫横飞讲了半天上面这些继续战争的理由，问：“你说的这些我都不懂，但是为了打仗我家的牛死了，而别的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1917年俄军士气低落，乃至后来二月革命期间，以及后来的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政府的各种奇葩做法，都和这12年一次土地分配有关。过去最让人莫名奇妙的托洛斯基搞对德国和谈就是这样：既不和平，也不战争，但是军队就地解散，解散后再重新组建来收复失地，然后缺枪少炮的红军在后来却很快赶走了多国联军干涉。

过去一直用缺乏革命经验和革命组织战斗力爆表来解释，但是如果考虑到土地分配一事，可能更加合理的解释是俄军农民士兵们根本无心打仗，而是一心等着回老家重新分田，那时已经是撕掉乡土公社脉脉温情的年代，分田要看拳头大了，尤其最有兴趣的当然是分掉被自耕农（富农们）新开垦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