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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瑞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关键字: 中国经济政治经济学市场经济市场机制自由主义政府干预经济危机【4月10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杨瑞龙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修班”上,做了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讲座,这里,我们选择其中一个部分,供大家参考。感谢杨瑞龙教授赐稿。】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不能完全解读我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自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以来,“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一直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信奉的教条。他们迷信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认为每个行为人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的自由选择会形成一种自然秩序,这种自然秩序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促使每个人去实现并非属于他原来意图的目标,即每个人的出发点是自私的,但竞争的结果却是利他的。因此,市场机制作为一个自由体系具有自发实现人类经济生活平衡的功能。按照“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可以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即通过市场机制对生产资料的重新组合,调整福利分配,就可以实现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由此派生出的自由主义政策选择是,资源配置乃至经济的长期发展都应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政府如果试图干预资源配置或经济发展的过程,效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的。因为,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总是比政府干预更有效率。市场做不到的或做不好的,政府未必能比市场做得更好。政府的职责主要是维护市场秩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府仅仅扮演“守夜人”的角色。
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世界性大危机使信奉“看不见的手”信条的古典学派一筹莫展,对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达到“帕累托最优”信念的动摇孕育出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这种新的理论指出,现代市场经济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的倾向,加上工资和价格缺乏像新古典理论所认为的那种充分的灵活性,现实中不存在能够引导经济快速恢复到充分就业的自我矫正机制,因而经济可能陷入长时期的非充分就业状态。面对这一现实,政府应该采取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强调政府应该采用“相机抉择”或者“微调”的宏观经济政策来维护经济的平稳运行。
西方主流经济学信奉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看不见的手”促使每个人游自私的出发点,得到利他的竞争结果。
197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出现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长期并存的局面(即“滞胀”),则使得凯恩斯主义的处境更加尴尬。在这种形势下,以弗里德曼为领袖的货币学派迅速崛起。货币学派在两个方面同凯恩斯主义展开论战。其一强调货币政策的效果。和强调财政政策的凯恩斯主义不同,货币主义认为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着最为显著的影响。其二是反对相机抉择的政府调节方式,而应采取“单一的货币规则”,即政府应当仅仅把货币供应量作为惟一的政府调节手段,且货币供应量应该每年按照固定的规则增长。
在货币学派广为流行的同时,另一种强调市场机制作用的“供给学派”也随之产生。这种理论一反凯恩斯主义着重调控总需求的意见,主张着眼于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放弃短期的微调,淡化总需求管理。他们同时强调要加强对人们的工作和储蓄的激励,大幅度削减税收,以发挥供给方面的活力,扭转经济增长缓慢和生产率下降的局面。供给学派随着里根的上台而名动一时,但其以减税为中心的政策主张执行之后,却没有减轻而是加重了“滞涨”,因此它的影响迅速消退下去。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开始盛行。一个流派就是新制度经济学,该学说以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强调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条件下权利的初始安排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性。解决市场失败的途径并非必定是政府干预,凡是市场失败的地方通常都是产权界定模糊的地方,因此完全可以通过产权关系的进一步明晰化来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另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流派就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这一学派强调工资和价格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因而各个市场都能迅速地恢复供求平衡。同时,市场中的人们和政策当局同样聪明,能够对包括国家的政府调节措施在内的宏观形势进行总体上正确的预期。而一旦人们准确地预料到政策当局的政府调节措施和相应的后果,就会迅速地采取相应的行动,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政府调节措施也就不再有效。
西方主流经济学尽管对于我们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我国的特殊的国情决定了该理论体系无法完全解读我国当前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第一,我国是发展中大国。我国不仅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文化悠久的大国,而且是一个刚刚脱离贫困国家并正在从一个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发展中大国,经济不同质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二元经济并存的格局,即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并存,大量农村剩余人口在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将面临一系列市场机制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要发挥后发优势就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第二,我国是转型中的国家。自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以来,我国的经济转型正在不断加快,这一转型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市场化,即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二是工业化,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三是国际化,即从闭关锁国的封闭社会向资源全球流动的开放社会转型,中国经济逐渐纳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四是城市化,即伴随工业化的步伐,城市化率不断提升。市场机制尽管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将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很难完全处理好经济转型中所面临的诸如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国家安全等经济社会等问题,而这正是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领域。
第三,我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国家。我国不是复制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为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基本经济制度,就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二)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依据“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所推导出的市场机制能自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结论是以具备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前提的。然而不幸的是,在一个现实的社会中,即使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竞争式的市场也仅仅存在于教科书中,例如,信息是不完全的,外部性普遍存在等。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更是存在很多缺陷,尤其是受体制等因素的制约,市场机制存在严重的扭曲。当市场是不完全时,“市场失灵”现象就很难避免。所谓市场失灵是指市场竞争所实现的资源配置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或指市场机制不能实现某些合意的社会经济目标。在发展中国家,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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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钟晓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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