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新右翼的未来影响

作为“软硬兼施”的力量，宗教显然对美国外交政策具有持续和实际的影响，渗透到美国外交决策的各个层面。然而，正是因为宗教作为外交政策要素的弥散性和不确定性，宗教对外交的影响难以得到准确评估。在外交决策领域，宗教也不是“自变量”或“独行侠”，而是通过与诸如政治、经济、社会、种族、文化、语言等其他因素联动而发生作用的。因此，宗教一般被视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次要因素。

不仅如此，宗教和宗教团体对美国外交的影响还受到各种制约，这些制约因素包括：

（1）美国政教分离的传统；

（2）宗教团体内部纷争即所谓“窝里斗”的传统；

（3）亲企业的共和党传统，即共和党既代表大企业利益又代表宗教利益，两者之间形成一定的相互牵制；

（4）美国外交建制的现实主义或世俗文化传统，使宗教因素在美国官方外交中并不占主导地位；

（5）其他因素的牵制，即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宗教目标往往受到地缘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其他人权问题等多种利益诉求的制约和挤压；

（6）宗教团体缺乏介入外交事务的专业知识，宗教团体事前预设的道德立场、非白即黑的思维方式，以及不愿妥协的好斗姿态往往使其成为政策圈的笑料。

因此，美国宗教团体或宗教新右翼在美国对外关系领域尽管声势颇大，但很难达到呼风唤雨和颐指气使的地步。

宗教和宗教团体取得政策目标的先决条件，还必须诉诸社会舆论或其诉求符合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并且获得当局的支持。美国政策咨询圈的“潜规则”之一，就是如果得不到总统的支持，或与权势集团所认为的美国利益相左，任何群体外交政策游说的成功率都将大打折扣。在后冷战时期，由于美国宗教势力获得了较大政治选举能量，于是在全国性宗教团体与执政党之间，便形成了某种事实上的互相利用关系，即政党及其候选人以推进某些宗教议程来换取和维持宗教选民的支持和选票。

从目前来看，尽管特朗普本人对宗教人权议题并不十分热衷，但他却比冷战结束以来历届总统都更加倚重基督教福音派作为政治基础，其执政团队比往届都更具宗教色彩且更善于操控宗教议题，而特朗普政府在推动宗教右翼议程方面也比往届政府取得了更多实效，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宗教右翼尤其是白人基督教福音派对特朗普政府的支持。这就说明了为何宗教团体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获得比以往更多的影响力，并且较少受以上制约因素的羁绊。一向关注所谓人权问题的民主党人，因其较少受重商主义掣肘，并且具有更多在全球范围推销所谓“人权至上”等西方价值观的“普世情怀”，因此他们不仅在所谓宗教人权议题领域与特朗普政府攀比争胜，在许多情况下更是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前，宗教右翼的对华立场与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无缝对接，互相推进。但宗教右翼或白人基督教福音派团体，除作为现政府的政治基础而发生较大间接作用外，在对华政策议题上的影响不如精通中美关系、立法程序和高层政治运作的宗教人权类组织、智库和游说团体，而后者的影响又不如具有宗教右翼背景的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宗教右翼或福音派宗教团体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取决于其政治介入的专业性以及与权力中枢关系的远近。

但是，如果把宗教右翼或白人基督教福音派视为一个庞大的政治关系网，或是“在华盛顿代表上帝”的宗教权力建制，那么特朗普政府时期宗教右翼或白人基督教福音派对华施压的政治能量确实不可小觑。当然，与此同时，美国对华地缘政治鹰派、经贸鹰派、科技鹰派的势力也在全面增长。从目前来看，宗教右翼尤其是基督教福音派已加大介入美国对华政策的力度，其对美国社会对华负面舆论的滋长、中美人文交流空间的收窄、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以及美国对华战略的长期趋势等，均具有造势动员和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