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徐实】

“莫迪去过深圳四次，他跟我讲，说你一定去看看我的基础设施，我这个城市改造像不像你们深圳的影子？”

这是前段时间，中国驻印度孟买前总领事刘友法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提到的一件事情。对于莫迪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期望，也被付诸实际行动，这从他上台以来推动的种种改革措施就可见一斑。

近日，印度政府智库NITI Aayog提出3年行动计划并由印度财政部发表，建议在印度东、西岸仿效中国，设置大型经济特区，发展制造等产业，让印度成功转型。

这个NITI Aayog其实颇有来头：它的全称是“改造印度国家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Transforming India），是莫迪政府于2015年成立的官方智库，总理莫迪亲自兼任智库主席。智库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印度各邦首席部长及级别相似的高级官员【1】，这种采取“单位成员制”、按照行政职务产生当然的任职资格，未必有利于智库产生高水平成果。不管怎么说，莫迪政府对该智库给予重望，希望它能够取代从前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能。也就是说，NITI Aayog否定了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自上而下”的经济调控职能，而希望在联邦制的印度建立“自下而上”的联邦主体协作。

印度于2015年1月正式成立官方智库“改造印度国家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Transforming India），旨在取代此前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至于这个机构将来能把印度“改造”成什么样，我们拭目以待。

这个3年行动计划是“改造印度国家研究院”近期的研究报告，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有必要“复制”中国于沿海地区设立的大型经济特区，在印度东、西两岸设立两个就业区域。

“印度制造”要取得成功，就要像中国和一些其他国家那样，为全球市场生产产品。为此，印度产品须具有竞争力。

建议印度政府发展软实力，设立类似中国孔子学院、法国文化协会和德国歌德学院的中心。

该报告还认为中国工资水平的提高为印度创造了机会，许多在中国设厂的跨国公司、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工业的竞争力正在下降，并正在寻找替代的低薪生产地点。报告认为印度应该成为这些企业的“当然”选择【2】。

印度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禀赋还比较丰富的国家，从长期来看确实有可能对中国构成竞争。前段时间的洞朗对峙，昭示印度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因此中国确实有必要提高对印度的重视程度，密切观察其国内动向。那么，“改造印度国家研究院”的3年行动计划会收到多大成效？印度能否成功打造东、西两岸的经济特区？

中国的经济特区模式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历史，谈谈经济特区的意义。1980年5月设立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这些经济特区，其意义主要是试验市场经济模式在中国的可行性。在中国其他地区当时都实行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历史背景下，经济特区作为“试验田”的意义便凸显了出来——市场经济模式如能试验成功，可以有序地向其他地方推广；如果试验失败，大不了取消经济特区，这样损失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所幸的是，经济特区的试验成功了。由于首批经济特区在发展中收效明显、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我国于1984年5月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城市定为沿海开放城市；此后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以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1990年的上海陆家嘴

如今的陆家嘴

设立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的目的是鼓励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手段是给予外商优惠待遇。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成功经验被推向全国，“经济特区”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概念自然就淡化了。中国这种先试点、再推广的政策实验方法是比较科学的，始终保证风险可控。反观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就大刀阔斧地推行未经科学论证、赌上国运的改革，最后葬送了整个国家。经济特区的最大贡献，在于为中国探索出了可操作的市场经济改革道路，这种价值远远超过“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

经济特区的历史地位涉及两个问题：第一，设立经济特区是用来试验什么的？第二，通过试验获得的经验能不能推广？具体怎么推广？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这两个问题很容易回答。经济特区的试验内容是通过吸引外部直接投资带动就业，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是经济特区在20世纪80、90年代一直在做的事情。经济特区的经验推广也相对容易，先让沿海开放城市复制一些经济特区的政策优惠，再将这些政策优惠扩大到沿海地区的规模，直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外企获得国民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