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虽然也有真想做事的地方干部，但能力与抱负恐怕难以匹配。曾有厅级干部在我面前畅谈对产业升级的设想：筹集2～3亿资金，投资2～3家生物制药企业，做到绝对控股；争取4年内做出新药、让企业上市。出于社交场合的尊重，我不便当面指正。但这片言只语反映出他对高新技术产业缺乏起码的了解，以致想法完全不符合业内通行的规则：

1- 生物企业在孵化期和成长期一般依靠风险投资，很可能会有天使轮、A轮、B轮、C轮等多轮融资。

2- 就一般状况而言，生物企业在天使轮的股权稀释不超过20%，A轮也不超过20%，B轮、C轮融资的股权稀释多在15%以下。站在创业团队的立场上看，让单一外部投资人上来就绝对控股是非常糟糕的选择，没人会愿意陪他这么玩。

3- 企业上市是概率事件。长三角地区拥有国内最为成功的生物科技产业园区，那里每培养100家企业，能有一两家发展到上市的规模就已经不错了。大哥您只打算投资2～3家企业，而且期望它们只通过一轮融资就能顺利发展成上市企业——您要是有这么好的运气，干嘛不去天天买彩票呢？

事情总需要具体的人来做，想做事的干部也就这个水平，反映出东北地方政府的人才危机和治理能力危机。反观长三角地区的各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干部阵容可以用“华丽”来形容：主管业务的中年干部对于产业经济有比较丰富的经验，谈起高新技术企业头头是道；实际操作的青年干部有很多有海外学习经历或“海归”背景，视野非常开阔。

这样的干部阵容在东北各地根本找不到。不得不说，东北地区极度缺乏了解产业经济、拥有实操能力、具备战略眼光的优秀干部，“体制内”的人才匮乏极大地制约了产业升级。斯大林的名言“干部决定一切”，放在如今也很有现实意义。

当年“下岗潮”的时候，某些领导和经济学家认为东北地区经历的不过是“阵痛”，挺一挺就好了，历史证明他们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东北地区不是遭受了“阵痛”，而是患上了严重的“慢性病”，具体病因包括：

1- 产业结构不佳，新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少，更缺乏吸引高端人才的岗位。猎聘网、前程无忧等国内主流招聘网站较少投放东北地区的招聘信息，东北大学、吉林大学培养出来的大量毕业生并没有留在东北寻求发展，这些足以说明问题。

2-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尤其缺少优秀的经济管理干部。这使得东北的发展缺乏战略战术，在产业升级方面缺少作为。

3- 地缘优势不复存在。东北突出的地缘优势主要体现在20世纪50年代，背靠苏联意味着既有安全保障（当时中苏边境一度不设边防部队）、又方便接受物资援助，使得东北在当时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随着中苏交恶，东北的地缘定位由腹地变为对抗前沿，仅存的地缘优势是全国密度最高的铁路网，和比较丰富的矿产资源。改革开放之后，东南沿海地区的整体开放使得东北的地缘优势丧失殆尽，阜新、大庆等资源型城市更因为资源逐渐枯竭而走下坡路，可谓雪上加霜。

4- 外部经济大环境不利。如前所述，东北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错过了一次产业升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连企业实体都被搞没了，谈何振兴？这使得东北地区进一步错过了21世纪初的重大机遇期。2001-2007年是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背景是：西方国家能够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中国主要通过外贸拉动GDP，这种模式被经济学家概括为“搭便车”。在这一时期，江苏、浙江、山东等外贸发达的沿海省份都获益颇丰，而疗伤中的东北无暇他顾。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普遍停滞，依靠外贸拉动东北经济增长的难度就更大了。

《钢的琴》剧照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疗东北地区的“慢性病”不宜操之过急，但是一定要从消除病因入手。否则，再多的治疗顶多暂时改善症状、而不能带来痊愈。真正有可能治好东北地区“慢性病”的战略，应该从以下方面着眼：

1- 制定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解铃还需系铃人，重新振兴东北所需的资源支持，远远超过了省级政府能够协调的范围，国家层面的支持是减小地区发展差距的必要手段。当然，这种支持不能简单理解为“给钱”，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2- 从江浙沪等发达省份批量选拔真正懂经济、政绩卓著的干部，形成支援东北建设的长期机制。而且对这些干部要果断提拔使用——苏南、浙东区县的GDP甚至高于东北地区的许多地级市，将江浙沪各开发区的县处级干部调到东北担任有实权的地厅级干部，其能力绰绰有余。

3- 在东北形成反腐高压态势，要将反腐力度深入基层、将反腐手段制度化。干部是群众的表率和社会风气的标杆。地方干部“吃拿卡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的龌龊习气一日不根除，“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谶语就一日不能打破。没有投资的注入，发展经济的希望又从何而来？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扭转东北的政治生态，才能营造活跃的商业氛围。

4- 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兼顾解决就业和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基本思想是：稳住制造业，发展服务业，培养高新技术产业。

制造业能为大量城市居民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不稳则民心动摇。对于经营确有困难、但就业岗位众多的大型国有企业（如大连机床集团、鞍钢集团），不能随便走破产程序，但是可以考虑由国资委派出工作组接管部分领导权，专门主持企业的重组和脱困；必要时应调整企业领导班子，不换脑袋就换人。大型国有企业，脱困一家是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