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陈旧的产业结构是辽宁经济困境的主要矛盾，调整产业结构才是破局之道。调整产业结构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开辟第二战场”，扶持新兴产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整军突围”，积极促进现有产业的升级。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开辟第二战场”还是“整军突围”，成功的案例都离不开政府的积极筹划和参与。例如，台湾1980年成立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培养出了大量新兴半导体企业，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是台湾经济的支柱。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出自台湾自上而下的规划，蒋经国本人高度重视，李国鼎、孙运璿等技术官僚均倾注了大量心血，培养了大批科技和经济人才，也提供了很多资源支持。

旨在提升制造业水平的“工业4.0”，则是德国政府《高技术战略2020》的十大未来项目之一，属于国家层面的战略。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所作为的政府也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扮演重要角色。庸俗经济学家鼓吹“把一切交给市场”，却否定政府在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显示出对历史的极度无知。

为什么调整产业结构需要政府的积极行动？“开辟第二战场”涉及企业生态链的问题，企业的生存离不开上下游合作伙伴。

举个例子，如果我想在某地建立一家新的生物制药企业，我需要的上游合作伙伴包括风险投资（解决资金需求）、生命科学孵化器（租用实验室）、可能还需要定制化生产试剂的生物公司；等到我的研究进展到一定程度，我还会需要许多下游合作伙伴，包括临床前CRO（完成药理毒理实验）、临床CRO（完成临床实验）、CMO（外包生产，制造药物）或者愿意提供合作资源的制药企业。

如果这个地方没有这些上下游的合作伙伴，那么我推动研发就很麻烦，可能为一点事情就得乘飞机跑到外地去解决。换句话说，我的企业放在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区位优势的，那我为什么要来呢？

以上例子能够直观地说明一个重要道理：要在某地引入新兴产业，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条该产业的生态链，使得生态链上各个环节的企业都有利可图。建立或移植一整条生态链，已经远远超过了单个企业资源的承受能力，所以需要通过政府的合理规划来实现。中国起步最早、成熟程度最高的生物制药产业园区——上海张江药谷，就是通过政府合理规划打造产业生态链的成功范例。

“整军突围”的核心在于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这其实也是“供给测改革“的一部分。举例来说，2016年1-7月，沈阳金杯汽车有限公司SUV累计销售2455辆，同比下滑45.40%[6]，可是SUV明明是国内汽车市场销售增长最快的品种。

重化工业产品销售困难的原因往往是缺乏技术含量，技不如人就没有竞争优势——从用户的角度来说，能吃蛋糕干嘛要去啃窝窝头？产品缺乏技术含量则是因为企业研发力量薄弱，这种状况在全国相当普遍。对于企业来说，研发新技术、新产品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有些基础性的研发（比如半导体材料的制造工艺）周期长、耗资巨大，单个企业的边际收益甚至不足以填补研发成本。

近年来，各地普遍成立国资背景的产业投资基金，目的就是降低企业自身支付的研发成本，促使更多企业增强研发力量。2015年2月，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向中国最大晶圆代工厂中芯国际投资30亿港币，就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有许多人认为，辽宁经济的困境在于政府“管得太多”，发展经济就要“让政府撤出来、让市场唱主角”。上述观点其实有很大的片面性。

辽宁的一些地方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企业“吃拿卡要”，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管得太多”，恶劣的基层生态已经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仅2014年大半年的时间里，辽宁省各级机关就查处吃拿卡要、庸懒散拖问题5977起、2864人[7]。但是许多人却忽略了辽宁地方官员懒政和“管得太少”的另一面——辽宁省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长期无所作为。回顾一下辽宁省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倒是不难发现这一点。

李克强同志当年担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时候，曾大力推动棚户区改造。这在当时是一项深得民心的德政，如果没有这项政府力推的工程，沈阳大东区、铁西区那些棚户区的下岗工人，恐怕这辈子都没机会住楼房了。棚户区改造推动了房地产建设和城市土地升值，这在一开始当然是好事。

李克强同志上调中央以后，辽宁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房地产建设高潮：2009年，辽宁省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283.1亿元，同比增长39.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8个百分点[8]。沈阳市在总面积819平方公里的沈北新区大兴土木，又借第12届全运会之机，在浑南区打造了总占地面积超过120公顷的全运村。其他地级市也纷纷效法，使得房地产成为辽宁省经济增长的支柱。

辽宁的心思都被吸引到了房地产行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大事却被忽略了。在近10年的光景里，全国范围内的科技产业园区纷纷成长壮大起来，为各地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例如，南京市江宁高新园通过多年努力，培养出高端智能制造、生物制药、现代服务业等产业，近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幅度，地区生产总值和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幅分别达20.86%、52.94%，已经进入了“收获期”。包括高新园在内的江宁区，2014年地区生产总值1405.6亿元，人均GDP达1.9万美元，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9]。

辽宁虽然有明目众多的开发区，但是水平不高，在业内缺乏影响力。沈阳药科大学的一些教授为了转化科研成果，不去辽宁的“本溪药谷”，宁可不远千里入驻江宁高新园的孵化器，足以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