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航天飞机计划退役以来，美国已将载人航天的领导权交给了俄罗斯，俄罗斯一直将宇航员送到国际空间站。由于缺乏任何现有的载人航天能力，美国已经让宇航员乘坐俄罗斯火箭搭乘国际空间站。更尴尬的是，五角大楼将依靠俄罗斯制造的火箭发动机在未来几年发射军用卫星，同时为联合发射联盟，波音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合资企业以及马斯克的企业提供支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贸易为竞争双方的军事联盟提供了补充。美国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就开始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路线。奥巴马政府以明确的反华言论刻画其贸易政策。《新闻周刊》2015年10月12日写道：

“TTIP和TPP都是关于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为与中国竞争建立的联盟的......简而言之，这两个协议都被看作是美国和中国为制定21世纪贸易规则而进行的竞争。“

在2016年2月15日发送给白宫电子邮件中，奥巴马总统坦率地将TPP视为反对中国的措施，以影响全球贸易规则的零和竞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确保美国 、而不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作为编写本世纪世界经济规则的人......目前，中国希望制定亚洲商业规则。如果他们成功，我们的竞争对手将可以随意忽视基本的环境和劳工标准，使它们对美国工人有不公平的优势。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要负责制定规则。“

为了捍卫TPP免受民粹主义批评，奥巴马政府动员了国家安全官员和外交政策人士，称该协议是由美国领导的全球反华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2017年1月，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谴责特朗普基于地缘政治理由撤出TPP的决定：“我担心的是我们将亚太地区委托给中国。”

特朗普政府蹂躏了TPP，而TTIP由于国内在欧洲和美国的反对而处于休眠状态。在“ 总统的2017年贸易政策议程 ”中，特朗普政府不认可冷战结束后其前任的多边主义偏好“美国第一”贸易方式：

“20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贸易政策，强调旨在促进外贸惯例渐进式变化的多边和其他协议以及遵守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结果]我们发现在很多情况下，美国人在全球市场处于不公平的劣势。在这种情况下，是时候采用一种新的贸易政策来捍卫美国的主权，执行美国的贸易法，利用美国的杠杆作用开放海外市场，并且商定更公平，更有效的新贸易协定。”

特朗普政府的批评者经常把他的经济民族主义描绘成灾难性的重商主义，可能导致贸易冲突和世界大战的不可控制的漩涡，这忽视了特朗普及他的双边协议顾问，与奥巴马的多边方式具有相同的目标：阻止美国国内和全球市场份额进一步流入到中国政府支持的公司手中。

作为其对中国经济战略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拒绝将中国划分为“市场经济国家”，这是中国在加入条约下已经声明了的权利。 “中国制造2025”为了中国的利益而获取外国技术的蓝图震惊了国会中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他们都在考虑扩大美国对外投资委员会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其中涉及外国参与者的兼并和收购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经济制裁是第二次冷战时代另一种大国对抗的手段。就俄罗斯而言，美国的制裁政策侧重于迫使俄罗斯和外国个人和公司为其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的政策受到惩罚。美国财政部的外资控制办公室监督针对俄罗斯金融，能源和国防部门等的制裁。特朗普希望与俄罗斯改善关系，但俄罗斯与美国在ISIS和其他共同威胁方面的合作，受到2017年夏季国会颁布的对俄罗斯更严厉的制裁措施的阻挠。

第二次冷战中没有世界大战，马列主义的激进思想在地缘政治竞争增加了意识形态色彩，美国和英国建立了一种临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联盟，包括白人至上的德国与日本帝国主义者（Japanese imperialists）。而第一次冷战时期则分化为共产主义国家和反共产主义国家。

有人认为第二次冷战涉及全球意识形态的斗争，即自由资本主义与新威权主义的较量，而普京和特朗普都是新威权的象征。这种论点的一种说法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是支持“基于规则的自由全球秩序”，以及各种各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或经济民族主义，他们之间也存在竞争，而新的“北京共识”则对政治和经济自由造成威胁。

这是没有说服力的。美国的盟友包含了埃及的军事专政，沙特阿拉伯的君主专制政体。普京的强人政治更像是北约盟国土耳其的埃尔多安，而非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出现类似中国建制派的裙带关系的时期，是在克林顿和布什执政期间，而非民粹主义的外来者特朗普时代。

应该从宏大的历史视野看待今天的冷战。其前身第一次冷战是二十世纪的第三次世界大战，通过军备竞赛，代理人战争，经济战争和意识形态战争间接地进行的，因为传统战争和核战争的高成本阻止了直接的军事冲突。

1914年至1989年间的世界大战，起源于德国和俄罗斯对欧洲控制权的争夺。欧洲霸权对柏林和莫斯科来说都是必要的，它们可以把国家从单纯的地区力量转变为超级大国，其规模可以与美国竞争。

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目标是统治欧洲。而希特勒更激进的选择是一个巨大的“种族纯粹”的民族国家，“雅利安”先驱定居在东欧和俄罗斯的一个新的农业中心地带，斯拉夫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从此种族灭绝，这是对美国的一种嘲讽。

1945年以后，苏联凭借其在欧洲东部的霸主地位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征服了德国。如果没有东欧（包括东德）技术人员和产业，仅俄罗斯即便包括苏联从沙俄继承的外围国家，也可能只是一个区域强国。如果西欧富裕但弱小的国家，特别是西德可能被吓倒成为中立国，苏联的经济基础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这反过来又可能允许西欧的贸易和投资进一步加强苏联的实力。

虽然柏林和莫斯科的雄心勃勃的精英分子是前三次世界大战的煽动者，第二次冷战是当代唯一的全球大国：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追求无限制的全球霸权，以及中国和俄罗斯对其的抵制造成的。

“进攻现实主义”是米尔斯海默推行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变体，认为在一个没有主权的无政府主义世界中，国家将倾向于尽可能多的积累相对权力。大国永远不会觉得自己足够强大和安全。俗话说“最好的防守是好的进攻”，或者如梅·韦斯特的观点是:“好东西多多益善。”

纳粹德国力图成为超级大国就会演变为赤裸裸的侵略，与疯狂的种族主义阴谋论分不开。但像弗里德里希·诺曼和马克斯·韦伯这样的德国自由主义者支持德国的霸权，这个中欧集团可以在二十世纪对美国人，英国和俄罗斯帝国保持自己的地位。如果方案的另一端是德国和欧洲对盎格鲁撒克逊人或俄罗斯人的臣属，那么德国对欧洲的征服就可以合理化为一种自卫。

现在我们知道，二战后斯大林没有侵略西欧的计划。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他认为德国和日本的最终复苏将引发新一轮类似前两次世界大战的资本主义内部战争。苏联要坚持扩大共产主义集团的机会，并准备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这可能会会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之间的冲突开始，从这个角度来看，苏联影响力的机会性扩张是预防性的。

在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毫不犹豫的将北约扩张到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边界，作为美国未来可能对俄罗斯的对冲方式。我们同样没有理由怀疑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官员真的认为消灭萨达姆、卡扎菲和阿萨德，并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扶持亲美统治者将改善美国的安全。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解释，美国为什么要继续成为东亚无可争议的军事霸主，而不是中国。

一个国家认为这是预防措施，其对手则视之为侵略。这就是米尔斯海默所说的“大国悲剧”。正是在这种悲剧性的背景下，美国对全球霸权的追求必须被审视。毫无疑问从莫斯科和北京的角度来看，华盛顿在自我保护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作法，和美国努力包围和遏制俄罗斯和中国是一致的。

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认为，把看似无关的美国政策主题（包括北约扩张，美国中东战争，支持“颜色革命”、以及急于“锁定”自由贸易规则等等）联系起来会形成是一种感觉，即美国在享受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的世界秩序方面只有短暂的机会窗口，中国的长期崛起以及西方财富和权力的扩散，正不可避免的削弱美国的影响力。那些将当代中国与20世纪的德意志帝国相提并论的人看走了眼，当代中国更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沙俄：巨大、耐心和逐渐现代化。而美国的所作所为则和德意志帝国一模一样，德国精英们担心俄罗斯财富和权力的增长使德国的计划不可能实现，他们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实现欧洲霸权。

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中国实力崛起的担忧，促使美国几届政府匆忙采取草率行动，以巩固全球的“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在过去的30年里，那些想要建立美国全球霸权的努力都失败了，美国的时间不多了。

因此我的第一个观点是，第二次冷战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在第一次冷战后争夺全球霸权，并招致了中国和俄罗斯对它的抵制。我的第二个论点是，如果美国将胜利定义为克服抵抗、特别是克服中国的抵抗以实现美国的全球霸权，那么美国在第二次冷战中将被击败。

根据那些“新冷战斗士”的言辞，美国的目标应包括以下几点：中国接受美国对东亚的永久统治; 中国接受没有其参与的、由美国及其欧洲和亚洲盟友起草的世界贸易规则; 俄罗斯默许美国和北约在其边界永久存在，并把克里米亚还给乌克兰。

无需争辩，看这些地缘政治目标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些目标无论好坏都不可能实现。让国家参与不能完成的任务必将导致失败的屈辱。让我们仔细研究美国主流外交政策的这些目标：

1）中国接受美国在东亚的永久军事霸权。

在20世纪90年代的冷和平20年期间，美国的外交政策专家有时可能会听到说，尽管中国人可能会抱怨，但他们最终会默认美国在东亚营造的和平，因为它为他们服务商业利益或阻止了日本的军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