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来到1979年，中国经济进入又一轮调整期。在这种背景下，中科院的“八号工程”被迫下马。不过，好在585所的中型环流器项目保留了下来，并在1984年顺利启动，被命名为“中国环流器一号”。它的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在核聚变研究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解决了从零到一的“有无问题”。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当时“中国环流器一号”的性能还比较有限，只能含蓄地说“在第三世界核聚变研究的装置建造、实验研究水平上处于领先地位”。换句话说，虽然我们有了自己的装置，但和国际主流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中国环流器一号装置（HL－1）

但中国科研人员并没有因此气馁。1991年，中科院等离子体所抓住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与俄罗斯库尔恰托夫研究所达成合作协议，引进了俄罗斯研制的T-7中型超导托卡马克装置。在中俄专家的共同努力下，经过深度改造，1994年，中国第一个超导托卡马克装置HT-7正式建成。这一次，HT-7的性能有了质的飞跃，被国际学界公认为“毫无疑义地处于第三世界的领先地位，将接近国际聚变研究的前沿”。换句话说，中国终于有了一个能让国际同行“看得上眼”的装置。

这就是全球第二次核聚变研究浪潮，也是中国可控核聚变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从一个“上不了牌桌”的新手，逐渐成长为一个能够站稳脚跟的奋斗者。曾经那个只能在牌桌外观望的穷学徒，如今已经拿到了入场券，接下来，就是他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第三阶段：领跑世界的组局者

我们暂时把时间调回到1976年。彼时，由美苏倡议，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框架下，由美国、欧、日、俄共同建造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ITER）正式启动。这是一个巨大的科学计划，目标是验证核心聚变技术的科学可行性，以及反应堆的工程可行性。然而，冷战的产物，总是难免带上冷战的基因。持续的预算增加、复杂的政治原因，以及迟迟无法达成共识的选址问题，让这个看似和谐的ITER一度停摆。

2003年，中国以“平等伙伴”身份加入了ITER计划谈判，并在2006年11月正式签署了ITER计划协议书。所谓“平等伙伴”，是指分担一部分资金，享受全部的项目权益。加入ITER后，中方不仅能够共享这一巨型托卡马克装置获得的各种研究成果，还能学习受控核聚变的科学现象及其控制手段，以及巨型科学装置的项目管理规范等软科学成果。更重要的是，ITER为中方分配的设备采购包，有力地带动了相关工业领域的产品、材料、工艺和标准的进步。

这就好比咱们参加了一个羽毛球俱乐部，不仅能跟俱乐部里的其他会员切磋技术、交流心得，还能通过组内比拼选出更优秀的选手，代表俱乐部外出比赛、赢得荣誉。而中国在基建领域的强大能力，使其在ITER计划中脱颖而出，主导的工程质量好、进度快，因此经常中标。中标之后，中国不仅获得了最前沿的技术，还能通过实践打磨自己的手艺。如此一来，中国在核聚变领域的快速发展并进入国际一流行列，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

比如，2006年，中科院等离子所在合肥建设的“先进实验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EAST）正式投入使用。EAST作为世界上性能最好的托卡马克装置之一，承担起了为ITER进行先期验证实验的重任。与上一代平台HT-7相比，EAST的综合性能有了大幅提升，从“进入国际主流水平”跃进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前列”。

再比如，2009年，西南物理研究院提出的中国环流器二号M（HL-2M）装置，不仅承担了ITER等未来巨型反应堆的预研验证工作，更重要的用意在于消化ITER项目中得到的成果。通过走通一个同类大科学装置从设计到建造调试的完整过程，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2020年12月4日，HL-2M装置在成都双流的西物院基地成功放电，标志着中国可控核聚变技术已经迈开双腿，稳稳站在了聚变技术的最前沿。

在HL-2M占据着媒体聚光灯中心位置时，中国可控核聚变又迈出了新的步伐。这一次，中国不再是跟着大哥玩、看牌友脸色的穷学徒，而是已经成长为可以自己组局、带着别人玩的大哥了。

中国环流器二号M装置（HL-2M） 图自中核集团

经典的中国式科研方法论

总结可控核聚变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经典的中国式科研方法论，就是一步一个台阶，上台阶时，既利用良好国际环境，尽可能汲取外部先进材料、设备乃至技术资料，短时间内满足应用任务要求，同时又通过带动关键子系统的国产化完成自主创新，为下一个台阶的跳跃创造条件。这种策略不仅体现了中国科研的智慧，更彰显了中国在科技领域不断进取的精神。

回顾中国可控核聚变技术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策略的实施轨迹。从最初的艰难起步，到如今站在世界前沿，中国在这条道路上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在早期，中国核聚变研究的基础非常薄弱，技术封锁和资源限制使得自主发展几乎不可能。然而，中国科研人员并没有因此退缩，而是积极寻找机会，利用国际交流的窗口，汲取外部资源。中国通过与俄罗斯、德国等国家的合作，引进了先进的托卡马克装置，如T-7和ASDEX，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度改造和国产化，逐步缩小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入21世纪，中国在核聚变领域的步伐愈发稳健, 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EAST和HL-2M等装置，不仅在技术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更在某些领域实现了超越，标志着中国在核聚变技术上已经具备了自主创新能力。

中国式科研方法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集成创新”与“自主创新”的结合。在核聚变领域，中国科研人员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实现了关键技术的国产化。例如，EAST装置在设计和建造过程中，大量采用了国产化的关键部件，不仅降低了成本，还提升了装置的性能。这种“以我为主”的创新模式，不仅使中国在核聚变技术上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更为中国未来在其他高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提供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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