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葬于唐土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时隔九年之后的贞元十年金泳去世，其再也未有所升迁。开成元年（836年），新罗国质子、试光禄卿金允夫向唐文宗进状称：“本国王命臣入朝充质二十六年，餮矣。三蒙改授试官，再当本国宣慰及册立等副使，准往例皆蒙特授正官”[35]，可见在开成元年以前，已形成质子历任三次试官并作为副使两次出使本国，即可特授正官的惯例。从金泳的经历来看，其在贞元元年第二次出使新罗返唐后已满足特授正官的这一条件，但此后生前未再升迁，或与当时尚未形成这一惯例有关。

志文载“鸿胪以奏，圣上宸悼，锡以优例，诏赐使持节、都督登州诸军事、登州刺史，赙赠疋帛”，可知金泳去世后获赠官职使持节、都督登州诸军事、登州刺史，登州都督为中都督[36]，正三品[37]。登州是渤海的重要口岸，也是新罗遣使赴唐的必经之地[38]，在登州的蓬莱、牟平、文登等地有“新罗坊”“新罗所”，组织管理新罗人贸易的机构叫“构当新罗所”[39]，因而金泳获赠登州都督应与其新罗人的特殊身份有密切关系。

三、相关问题

1.关于撰者良说

墓志撰者为良说，志文中其自称“广文馆进士从侄良说”，可知良说为志主金泳的从侄。良说其人检索史料未见，《三国史记》载：“八月，授前入唐宿卫学生梁悦豆肹小守。初，德宗幸奉天，悦从难有功，帝授右赞善大夫，还之，故王擢用之”[40]。良说之“说”与“悦”相通，其音与梁悦同，亦做过宿卫学生，可能为同一人。但从梁悦生平事迹来看，其于德宗泾原兵变（784年）时从难有功被授予右赞善大夫，而金泳去世时（794年）良说仍为广文馆进士，两者身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撰者并非梁悦。广文馆是唐代国子监下辖的官学之一，始设于天宝九载（750年），一直持续到唐末[41]。唐代官学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42]。官学修习科目包括明经、秀才、俊士、进士等，志文既称“广文馆进士”，可知良说在广文馆所习之科为进士科。唐廷曾设“宾贡进士”专科，为“四夷”留学生举行单独考试，以便其出仕任官[43]。因此良说在撰写该志文之时，正在广文馆修习进士科，以待参加考试。从行文来看，志文有多处语句不太通顺之处，如“其长子皇授中散大夫、可光禄少卿，則君之考也”一句本为直叙，却加“可”字。“可”字常见于唐代授官制（诏）书，制（诏）书文本大体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叙述受官者的功绩，后一部分陈列所受之官，如建中二年的诏书“二庭四镇，……皆侯伯守将交修共理之所致也。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护，四镇节度留后郭昕可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观察使”[44]，官职前加“可”字可使语句通顺。但该志此处的“可”字却颇为龃龉，可以推测此处或是直接照抄金泳的授官制书而来，这也反映了作为新罗留学生的良说文字功底有所欠缺。

2.关于金泳的葬事及葬地

志文载“及葬日，官给车轝、缦幕、手力，兼赐诏祭棺椁、墓地等，仍令长安县令专知葬事者”，可知金泳的丧事由官方操办。关于品官的丧事标准，依大历五年（770）敕文所定：“应准敕，供百官丧葬人夫、幔幕等：三品以上，给夫一百人；四品、五品，五十人；六品以下，三十人。应给夫须和雇，价直委中书门下文计处置。其幔幕，鸿胪、卫尉等供者，须所载幔幕张设人，并合本司自备。如特有处分，定人夫数，不在此限”[45]，其中“人夫”即志文所谓“手力”，金泳获赠的登州都督为正三品官职，那么其官给手力的人数当依照“三品以上，给夫一百人”的规定执行。关于其墓葬随葬品，《唐六典》载：“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已上四十事。当圹、当野、祖明、地轴、诞马、偶人，其高各一尺；其余音声队与僮仆之属，威仪、服玩，各视生之品秩所有，以瓦、木为之，其长率七寸”[46]。其后在开元二十九年（741）正月十五日唐廷诏敕：“三品以上明器，先是九十事，请减至七十事；五品以上，先是七十事，请减至四十事；九品以上，先是四十事，请减至二十事；庶人先无文，请限十五事。……其别敕优厚官供者，准本品数，十分加三等”[47]，因此金泳墓葬内明器当在70～90事左右。金泳墓虽经盗扰，但仍出土较多随葬品，尤以陶俑居多。修复完整者80件，推测原数量应高于90件，但这80件中家禽家畜类陶塑55件，有研究认为小型动物俑不在律令限制之列，并无明确的数量限制，不能计算在内[48]。若依此，则金泳墓所出明器仅25件，与其品级差距悬殊，或与被盗扰有关，因此从随葬品数量上判断其等级已无可能。但在葬事办理方面仍能体现唐廷的特别待遇，志文中所载负责金泳葬事的官员为长安县令，而金日晟墓志在记载葬事时称“命万年令监护，宠蕃酋也”[49]，长安、万年二县均为京县，二人的葬事分别由长安县令、万年县令负责，墓地、棺椁也是皇帝诏赐，这些都表明唐廷对其特别的重视与恩宠。

据志文“以其年八月十四日，窆于城南毕原之北府君叔父之次”，可知今东姜村一带在唐代属于毕原的范围，位于毕原北部，该处为其家族葬地，其葬于“叔父之次”。因金义让“有三男流于阙下”，其中长子即金泳的父亲，那么“叔父”当指金义让的第二子或第三子。因该项目发掘范围很小，未发现金泳叔父的墓葬。由韦琼墓志所载“卜葬于长安县永寿乡毕原”[50]可知毕原即在当时的永寿乡境内。先前所见的金日晟墓志载志主“诏葬于长安永寿之古原”[51]，虽然今具体出土地点不明，但从墓志所载葬地看，应该也位于毕原之上，金泳、金日晟二人的墓葬当相距不远。金日晟墓志明载“诏葬”，金泳墓志也称其葬事由官方操办，由此可知侍唐的新罗质子葬于长安的葬礼皆是官方负责，葬地也极可能集中于长安城南毕原之上。

3.关于金泳的婚配、子女

关于在唐新罗人的婚配，以往所见资料很少涉及，仅金日晟墓志载“夫人张氏”，但出身不详。而金泳墓志明载“夫人太原王氏，东畿偃师县令千龄之子也”，可见金泳的夫人出身于太原王氏，为偃师县令王千龄之女。由此或可推测在唐宿卫的新罗质子往往以士族官宦之女为婚配对象。志文载“有男九人：嗣者士素，应明经举；次曰士弘；次曰士烈，尊君痼疾，愿为父出家。女子三人，长者已适事人。余者悉幼，而乃抱棺泣血”，可知金泳有九子三女，其中已成年者仅三子一女，生母极有可能不止王氏一人。在已成年的三子中，嗣子金士素同其从兄弟金良说一样，也在准备科举考试，但所修之科为明经科，这也反映了在唐新罗人修习学业以备科举考试已成为常态。

四、结语

金泳墓志为唐与新罗关系史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作为首例经科学发掘的在唐新罗王族质子墓志，其志文不仅勾勒出金泳家族的入唐脉络与政治生涯，更是唐代质子制度、外交策略及文化交流的具体体现。

金泳家族三代留唐为质的经历，印证了唐代“质子宿卫”制度的延续性与功能性。金义让、金泳父子以质子身份获授高阶官衔，体现了唐廷对蕃夷上层“怀柔远人”的政治策略。金泳两度出使新罗、兼任蕃长的经历，则凸显了质子群体在外交事务中的桥梁作用——他们凭借双重的政治、文化身份，协助唐廷维系宗藩秩序，对新罗侨民进行管理。而墓志细节则折射出侍唐新罗王族的文化适应与身份重构，宿卫质子与唐官宦女子联姻，子孙习儒业、应科举，展现了质子后代通过婚姻、教育等逐步融入唐代社会的路径。

附记：本文在写作与修改过程中，王亮亮老师提出了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注释：

[1]胡戟,荣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22-623.此外，李璆妻京兆金氏墓志的志主疑似出身新罗金氏，但所述族源“家远祖讳日磾……故吾宗违异于辽东……今后昌炽吾宗于辽东”比较含混，存在联宗新罗王族进行攀附的可能，难以确证其为新罗金氏。墓志见：王仁波.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二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06.

[2]刘昫,等.旧唐书·东夷列传(第199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5337.

[3]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6卷)[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113-120.

[4]刘昫,等.旧唐书·职官志(第4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91-1792.

[5]刘昫,等.旧唐书·职官志(第4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5:1872.

[6]田有前.唐定陵发现新罗人石像研究[J].北方文物,2019(1).

[7]同[3]:113.

[8]刘昫,等.旧唐书·中宗睿宗本纪(第7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0.

[9]同[8]:162.

[10]同[4]:1794.

[11]同[5]:1877.

[12]姜清波.新罗对唐纳质宿述论[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1).

[13]魏郭辉,李强.新罗质子侍唐刍议[J].北方文物,2006(3).

[14]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M].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431.

[15]成琳.唐代民族关系中的质子制度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8:35.

[16]同[12].

[17]同[2].

[18]同[4]:1802-1803.

[19]同[5]:1914.

[20]刘昫,等.旧唐书·肃宗代宗诸子传(第116卷)[M].北京:

中华书局,1975:3392-3393.

[21]刘思怡.唐代宗室管理制度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9:53-59.

[22]同[4]:1795.

[23]刘昫,等.旧唐书·德宗本纪(第1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5:319.

[24]同[2]:5338.

[25]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外臣部(第96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0:11351.

[26]同[3]:131.

[27]同[2]:5338.

[28]同[25].

[29]同[24]:5338.

[30]同[23]:337-345.

[31]同[5]:1879.

[32]廖大珂.蕃坊与蕃长制度初探[J].南洋问题研究,1991(4).

[33]李献奇,郭引强.洛阳新获墓志[M].文物出版社,1996:40.

[34]张紫薇.隋唐长安城特权群体宅院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22:49-50.

[35]同[25]:11326.

[3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地理志(第3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5:994.

[37]同[4]:1791-1792.

[38]刘成.唐宋时代登州港海上航线初探[J].海交史研究,1985(1).

[39]曹东升.唐代的东方门户——登州[C]∥唐史论丛（第6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384-390.

[40]同[3]:138.

[41]廖健琦.唐代广文馆考论[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6).

[42]同[5]:1163.

[43]刘后滨.从宿卫学生到宾贡进士——入唐新罗留学生的习业状况[J].社会科学战线,2013(1).

[44]同[23]:329.

[45]王溥.唐会要·葬(第3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5:694.

[46]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将作监(第2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2:597-598.

[47]同[45]:693.

[48]程义，郑红莉.《唐令丧葬令》诸明器条复原的再探讨[J].中原文物,2012(5).

[49]胡戟,荣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22-623.

[50]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719.

[51]同[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