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夏培朝 魏铖】

2022年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雁塔区东姜村发掘了一座唐墓，出土墓志一合，墓主为葬于贞元十年（794年）的新罗质子金泳。关于在唐新罗王族成员的墓志，先前仅见大历九年（774年）的金日晟墓志[1]，但来源不明。本次新出的金泳墓志是首次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在唐新罗人的墓志，背景信息明确，志文记载了金泳本人及其先世的诸多内容，这对研究唐与新罗的关系多有裨益。现将墓志内容考释如下。

墓室正视图

一、金泳家世

志文载金泳的祖父为金义让，唐玄宗开元初年受新罗国王派遣入唐宿卫，而其身份为“新罗国故王堂兄”。所谓“故王”，当指金义让入唐时在位的新罗国王，该志撰文时此王已故，因此以“故王”称之。考之文献记载，长安二年（702年）新罗王金理洪卒后，其弟金兴光继位，直到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去世[2]，谥号圣德王[3]，可见开元初年在位的新罗国王为金兴光，因此金义让当是金兴光的堂兄。

金义让入唐后，获授官职，志文所记“金紫光禄大夫、试太常卿”当为其最终官职。其中，金紫光禄大夫为正三品文散官[4]，九卿之一的太常卿为正三品职事官，“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5]。志文称“试太常卿”，因此金义让获授的太常卿一职为试官，而非正官。

金义让传世文献无载，但见于定陵陵园蕃酋像的题名。201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定陵陵园遗址发现了一尊蕃酋像的两件残块，其中躯干部分残块的背部题刻有文字，残存“卫将”和“金义让”五字。关于金义让此人，田有前推测其为中宗时期的新罗遣唐使金思让，而“思让”和“义让”为一名一字关系，或为题刻者因音近而致误，“卫将”则是某卫将军之残缺[6]。据《三国史记》记载，金思让于新罗圣德王二年（703年）被派遣入唐，并于次年三月返回新罗[7]。据金泳墓志，金义让在开元初年才入唐，至少晚于金思让入唐十年，两人入唐时间不同。更为重要的是，金思让的身份为遣唐使，入唐次年即归国，而金义让则是入唐宿卫。无论入唐时间抑或生平，两人截然不同，所以蕃酋像上题刻的“金义让”并非金思让。唐中宗李显于景龙四年（710年）十一月葬于定陵[8]。其后睿宗于开元四年（716年）十月葬于桥陵[9]。志文所记“开元初”当指开元元年（713年）或稍晚，可见金义让的入唐时间略晚于中宗入葬定陵。可以推测，金义让入唐之时，包括蕃酋像在内的定陵部分附属设施可能正在修建，因此金义让的形象被纳入定陵。而桥陵蕃酋像的修建时间稍晚于金义让入唐，亦有极大可能存在题名金义让的蕃酋像，这有待今后的考古工作验证。

志文载“因宿卫而有三男流于阙下，其长子皇授中散大夫、可光禄少卿，则君之考也”，可知金义让有三子留在唐廷，其中长子即金泳的父亲。该处仅记了金泳父亲在唐廷获授的官职中散大夫、光禄少卿，而未载其名讳。其中，中散大夫为文散官，正五品上阶[10]，光禄少卿为职事官，从四品上阶，光禄卿“掌邦国酒醴、膳羞之事”，而光禄少卿是光禄卿的副职[11]。

二、金泳生平

1.袭其父质

志主金泳于“贞元十年（794年）五月壹日”“终于京兆府太平里之馆第”，“春秋卌有八”，据此，其应生于唐玄宗天宝六载（747年），后金泳“以父之胤而袭其质者”，即金泳的质子身份承袭其父。

新罗入质宿卫始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金春秋因求助唐廷出兵百济向唐太宗表示愿留子宿卫[12]。根据史料记载，宿卫者有宿卫质子、宿卫学生两种，唐中后期入唐求学的一般称为宿卫学生，早期宿卫质子身份具有双重性，既是学生又是质子[13]。宿卫质子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其在唐宿卫期限并无固定，既有次年归国者，又有居唐二十余年甚至于终老唐土者，宿卫学生则“通常为十年”[14]。金泳质子身份承袭其父，因此金泳父亲亦为质子，推测在金义让卒后，其长子承袭其质子身份留在唐廷。唐代四夷质子中是有长期居唐，世代为质的现象[15]。虽然唐代有这种袭质传统，但新罗作为唐代纳质宿卫最多的，尤其是经历了唐罗战争后，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两国之间的朝贡关系逐渐恢复正常，玄宗开元二年（714年）新罗重新向唐派出质子宿卫阙庭，开元天宝中史料有记载的多达7次[16]，金泳祖父金义让就是在开元初入唐宿卫。从入唐宿卫人选看，似乎新罗并未有袭质的现象。安史之乱期间新罗入质侍子罕见，直至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后，新罗入唐宿卫才又逐渐频繁起来，而这段时间恰好是金泳父亲与金泳为质子的时间。因此，或可推测由于安史之乱，唐罗的交流一度中断，新罗无法派出新的宿卫质子，唐廷即任命金泳及其父亲为质子，以处理两国事宜。

2.佐使衔命

大历三年（768）年，金泳首次受命作为宣慰副使回国。关于该年唐廷与新罗的交往，《旧唐书·新罗传》记载“（大历）三年，上遣仓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归崇敬，持节赍册书往吊册之，以乾运为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仍册乾运母为太妃”[17]。这一年代宗派遣归崇敬出使新罗，对金乾运及其母亲进行了册封。而金泳作为归崇敬的副官一同出使，因此也得以在行前获授“将士郎、韩王府兵曹参军”。其中，将仕郎为最低一等的文散官，从九品下阶[18]；韩王府兵曹参军为职事官，正七品上阶[19]。唐代宗第七子李迥于“宝应元年（762年）封韩王。贞元十二年薨”[20]，故金泳担任兵曹参军时的府主应为韩王李迥。但自从玄宗开始将皇子安置于十六王宅集中居住后，亲王例不出阁，亲王府的僚属也随之虚化，并无实际职掌[21]，可见金泳此次获授的官职仅为虚职，其作为李迥僚属的身份也徒有虚名。

由“宣命毕而复归，恩命优加重赏，授朝散大夫、试太子洗马”可知，金泳在此次出使新罗返回后，得到了代宗的重赏，获授官职“朝散大夫、试太子洗马”。其中，朝散大夫为文散官，从五品下阶；太子洗马为职事官，从五品上阶[22]。代宗长子李适于广德二年（764年）被立为皇太子[23]，因此金泳担任太子洗马时的东宫之主为李适。但与亲王府僚属从玄宗时已虚化一样，因太子从玄宗时也不再居住东宫，其属官也沦为虚职。可见，金泳返回唐廷后的此次升迁，虽然职事官的品阶从正七品上阶提升到从五品上阶，但并未改变所任仍为虚职的性质。此后，因“丁太夫人忧，居丧三年”，金泳之母在其担任太子洗马期间去世，金泳也按唐廷的礼制去职守孝三年。

3.再赴东国

金泳在德宗贞元元年（785年）三十九岁前已结束守孝又一次任副使前往新罗。据史料所载，贞元元年唐廷前后两次派遣使者前往新罗，分别对金良相、金敬信进行册命。关于第一次册命，《旧唐书·新罗传》记载“贞元元年，授良相检校太尉、都督、鸡林州刺史、宁海军使、新罗王，仍令户部郎中盖埙持节册命”[24]，而《册府元龟》记载“贞元元年正月，以秘书丞孟昌源为国子司业、兼御史中丞、新罗吊祭册立使……至是，诏授良相检校太尉、都督、鸡林州刺史、宁海军使，遣昌源吊册之”[25]，两处所记均是对金良相的册命，但所记使者一为盖埙，一为孟昌源。究竟使者是何人，朝鲜史书《三国史记》中记载：“六年（新罗宣德王金良相六年）春正月，唐德宗遣户部郎中盖埙，持节册命王为检校太尉、鸡林州刺史、宁海军使、新罗王”[26]，因此此次册立使者极可能是盖埙。关于第二次册命，《旧唐书·新罗传》记载“其年，良相卒，立上相敬信为王，令袭其官爵”[27]，而《册府元龟》记载“是年，新罗王金良相卒，其上相金敬信为王，诏令袭其官爵”[28]，两处所记内容一致，但均未载使者为何人。因此贞元元年的第一次册命是对早在建中四年（783年）已被国人立为王[29]的金良相进行册命，建中四年十月至兴元元年（784年）七月德宗因泾原兵变出逃奉天[30]，导致时局极为混乱，那么遣使赴新罗推迟到兵变平息后的贞元元年正月也颇为合理，而第二次册命则是对当年新立的金敬信进行册命。志文称此年“本国王薨”，而本年所薨之王为金良相，那么金泳当是作为吊祭册立副使参与了第二次册命，即随从正使吊祭当年去世的先王金良相，并册立新王金敬信。因金泳此次出使新罗，得以在行前拜官试卫尉少卿。卫尉少卿为从四品上阶职事官，卫尉卿“掌邦国器械文物之事”，而卫尉少卿是卫尉卿的副职[31]。与前两次所授试官皆为虚职不同，本次所授的试卫尉少卿具有实际职掌。

金泳第二次作为副使出使新罗后，被新受册命的新罗国王金敬信奏请唐廷让其兼任蕃长一官。金泳出身于新罗王室，通晓本国风俗，可以很好地管理在唐新罗人，即所谓“风俗广通于海隅”；又自幼成长于长安，熟悉中原礼制，出使东国新罗可以很好地践行礼义，即所谓“礼义大兴于东国”。蕃长是唐宋时期用于管理外国侨民事务的官员，人选一般是从外国侨民中挑选的有声望者[32]，资历丰富的金泳被任命为蕃长也合乎情理。蕃长这一官职目前最早见于高足酉墓志，据该志其于证圣元年（695年）获授高丽蕃长[33]，而金泳是目前所见史料中唯一一位担任新罗蕃长者。据志文，金泳生前居住在“京兆府太平里之馆第”，此处既云“馆第”，则金泳可能并未置办私宅，而是居住在太平坊的新罗馆第之内。太平坊位于皇城含光门西南，与皇城内鸿胪寺、卫尉寺相距不远，新罗馆第位于此坊当不是巧合。舒王李元名、卫王李重俊等人之宅也在此坊[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