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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前《新京报》体育编辑张宾来深圳出差，得知我们这些从事体育报道多年的老编辑们不再关注中超、CBA，而是转型城区报道或者政务公号运营，颇为惊讶。尽管他本人早已离开了传统媒体。

就在我们那次台风聚会的几天后，张宾在自己的公众号“体育产业独立评论”中贴出一篇文章《一个体育编辑转行后的自白：我为什么劝同行赶快转行？》。他在文章中告诉日趋凋零的体育编辑，以及体育新闻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们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当下除了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少数央媒，还有部分地方党报、电视台还保留着少量专职报道竞技体育的编辑外，社会面基本算是“清零”了。

张宾认为，体育媒体最重要的功能和价值是传递信息。在互联网尚未发达的那个年代，体育媒体所提供的主要内容是赛事报道、赛后对话，以及人物故事等。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随着社交媒体、直播平台以及移动资讯App的繁荣，核心赛事信息的传递几乎都是通过社交媒体、移动资讯APP在瞬间完成，运动员的赛后对话、新闻发布会则可以通过直播方式呈现。

技术的日新月异解构了体育内容生态，这是体育媒体的困境。体育编辑的尴尬则是无力再扮演“中间商赚差价”的角色，一是怕引发负面舆情，运动员不敢接受对话；二是流量时代，运动员自己就是媒体发布器。

体育编辑何去何从？张宾认为“名记走向个人IP化”是一条道路，白国华就是一个成功案例。

今年清明节后，白国华老师以一篇《足球大败局：一支球队10年砸170亿，这钱怎么花的？》，再次“鞭策”垂死挣扎的广州恒大（广州队）：“做一个简单的算术题，恒大12年在俱乐部身上的开销超过了137亿。此外，恒大在足校方面也是丝毫没有吝啬，各种宣传中都声称，9年来为足校的花费达到了30亿，这两项总额相加接近17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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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体育编辑之前，我就经常读白老师的文章。后来有一次在成都参加活动，见到了“真人”，愉快地加了微信。与其说是体育编辑，他的模样扮相其实更像一个“文人”。

复旦新闻系毕业的白国华，2002年进入《足球报》工作，后来成为恒大跟队编辑。2019年因为中超夏季转会窗口对转会新闻接连地准确爆料，爆红于网络。一时间“抽烟只抽软中华，编辑只信白国华”在球迷间广泛流传。

对此，白老师很无奈——《张玉宁父亲卖上海八套房子》的深度报道就是自己写的，但并没有人因此注意到他。“媒体行业的环境并不好。 内容本身缺乏变现能力，加之自媒体的冲击，可能很辛苦做一篇报道不如自媒体一篇的流量挣得多。全世界的媒体行业都处在寒冬，人们阅读方式在发生着改变，这对于传统媒体编辑，自然也是一种冲击。”

2020年，白老师离开供职18年的《足球报》，成为了一名“自媒体人”。他很坦然：人到中年，离开报社，要么为名，要么为利，这里已经无需赘言了。

作为微信朋友圈里的“点赞之交”，我知道白老师这两年也历经了许多困难，其中就包括经济方面的压力。

作为一名现场对话过俄罗斯世界杯的编辑，白老师无缘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现场对话后，不禁感叹道：“一切似乎又回到不能身临其境的平静，看着各支球队盛装登场，看着芸芸众生喜怒哀乐，而自己的思绪又回到了过去的那些世界杯回忆。”

2022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三名参与赛事报道的编辑意外身亡。图片来自路透社

卡塔尔世界杯，我也依然没能抵达现场，但却为这届世界杯同时打了四份工——1、给报社写稿；2、给知乎写稿；3、给某企业写稿；4、给某博彩APP写稿。期间听说有三名参与世界杯赛事报道的编辑在卡塔尔意外身亡，分别是英国独立电视台体育频道技术总监罗杰·皮尔斯，美国知名足球文字编辑格兰特·瓦尔和卡塔尔体育频道摄影编辑哈立德。我确信自己在某个深夜一边看球一边码字的时候，偷偷抹了眼泪。

并不是因为辛苦，而是被那种“无价值感”反复折磨。

这种感觉，又一次在深夜里，在码这篇“私人版的体育编辑消亡史”的时候，不请自来。中超准入乱象、足坛反腐，以及张继科的丑闻，仿佛都在眼前，仿佛都在笔下，却又离自己那么遥远。专业的调查、专业的分析和写作，真的不被这个行业所需要，真的不被读者（网友）所需要？

点开秦云老师的《八千足记今安在？风流总被雨打风吹散》，文末，看见了一个熟悉而又有点陌生的名字——马洪文（青岛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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