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系的大腿

胡适当然不是妓女，尽管梅光迪笑话他在出版著作中夹一张玉照的做法，不啻于出卖色相。有据可考的是1922年5月14日，林长民曾当面挖苦胡适：“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往来。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他这话说的，搞得“兼收并蓄”的蔡先生也跟他们一样。

至于胡适是不是处女，这里不敢妄下定论。但此公确实善于改嫁豪门，五四运动让他抱上了一条远比章门弟子粗的大腿。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到十天，杜威来华讲学。在那个克莱登大学都能滥竽充数的年代，来了个正牌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是一件十分轰动的事情。杜威所到之处，人山人海，胡适作为他的学生，全程陪同，鸡犬升天。这段光辉经历竟让世人以为杜威万里来华，全出于胡适的功劳。其实不要说胡适了，就是当时校长跑路的北大也断然撑不起这样的场子。

站在台前的是胡适，背后运作的是研究系和江苏教育总会。前者自不必说，后者可称民国初年教育界的实力派。据沈尹默的说法，蔡元培能当北大校长，就有江苏教育总会的操纵。

研究系政客与胡适、蔡元培等人的合作是双赢的事情。胡适可以威风八面，声名远播，研究系可以扩大在高校的影响力，利用学生运动攻击对手。借五四运动搞掉政敌新交通系的梁启超，更加觉得学生可贵。还在欧洲围观巴黎和会期间，他就与亲信张君劢商量未来如何渗透高校。张君劢出谋划策，称与其自办大学，还不如进入既有的高校获得领导权来得事半功倍。张氏有此计划，应该是尝到了跟北大亲密合作的甜头。于是，清华就有了国学导师梁启超。胡适与研究系的合作也进一步拉开了帷幕。

梁启超在旅欧期间，一面看到了欧战造成的破败景象，觉得东方文明有其独特意义，一面进一步了解了柏格森、倭铿的唯意志论哲学，觉得此暗合中国传统文化。遂撰写《欧游心影录》，大谈西方科学主义的负面影响。研究系成员张君劢、张东荪等人甚至与北大新文化派发生过“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但这一点也不妨碍胡适在私下大肆抱怨彼辈政客的同时，又在他们面前乖巧可爱。

比如泰戈尔来华，研究系明显要借此宣传东方文明，这与北大新文化派的主张背道而驰。胡适没少在私下向陈独秀等人吐槽。陈独秀心下一横，要发动学人抵制，不想胡适自己屁颠屁颠跑去陪同泰戈尔一行了。

又比如1922年4月27日，胡适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林长民等人处处指使他写宣言，“宗孟（林长民字宗孟）终日除了写对联条屏之外，别无一事，而我们已忙的连剪发洗浴都没工夫”。

可能真受不了研究系不劳而获了。当年5月14日，蔡元培、胡适等人联名发表“好政府主义”宣言，竟没有跟彼辈政客联署。勃然大怒的梁启超、林长民遂把胡适喊去狠狠教训一番，于是有了本节开头林长民的“处女论”。

诸如此类事例，比比皆是，不一而足。直到1927年北伐军节节胜利，眼看国民党的死敌研究系就要完蛋了。胡适依旧抱住大腿不放，连顾颉刚都看不下去，驰书相劝，“我敢请求先生，从此与梁任公、丁在君、汤尔和一班人断绝了吧！”顾颉刚多虑了，胡适既然能抱研究系的大腿，又如何抱不了国民党的大腿？他的学生傅斯年早在广东与后者接上线了。

胡蒋合影

（三）北大来了蒋校长

20世纪20年代后期是北平教育界的多事之秋。1926年，张作霖挥师入关，在北京城大肆搜捕进步人士，例如著名记者邵飘萍就死在了张作霖的屠刀下。张记教育总长刘哲甫一上任，就要合并北平国立九校。这两件事情弄得北大人心惶惶。

好不容易，1928年6月3月，在国民革命军的压力下，张作霖退回关外。喜悦的北京大学师生发表“复校宣言”，觉得灾难将要过去了。他们不知道一个月后，将迎来更大的灾难，而这个灾难的始作俑者，就是他们的老校长蔡元培。

6月8日，国民党军进占京津地区。7月19日，国民政府一纸通令，宣布取消北大等高校，合并京津各国立院校，组建国立中华大学，比张作霖玩得更大更狠。

谁的主意？蔡元培、李石曾，这对不久前刚开列黑名单，镇压进步人士的国民党老干部组合。是的，你没听错，这位北大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根本是要取消北大的。

早在1926年2月，从欧洲回国的蔡元培就联络李石曾等人，效仿法国模式，实行大学区制。除了便于管理等因素外，控制教员和学生的思想，当然是一大因素。

次年6月，刚刚清党不久的蒋记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就通过了《试行大学区案及组织条例》，同月又通过了《大学院组织法》，在江、浙两省推行大学区制改革。此时推行大学区的用意，恐怕还要在加上一条“防止赤化”。

总之，蔡元培先生主张教育独立是真的，推行党化教育也不假，关键看他屁股往哪里坐。当他是教育总长时，行政干预大学，撵走严复就是例子；当他自己成为了大学校长时，当然鼓吹教育独立，不惜关键时刻跑路开溜；当他成为国民党大员时，党化教育自然不在话下。“思想自由”是虚，实则屁股决定脑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