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适先生学界奋斗史

关于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胡适晚年的《口述自传》有段话很有代表性：

我告你这件事，就是说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我们那时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

这段话很有影响。李泽厚就根据胡适平分政治运动、文化运动的做法，提出了救亡与启蒙的二分。另外一些人索性据此强调“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是两档子事”。

真是如此吗？可惜我们完全找不出胡适早年“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的任何证据，相反的例子倒是一大堆。比如1916年6月16日，《公言报》有社论《学界诸君可以休矣》，就指责“有提倡新文学之胡某”，秘授三五学生方略，“煽惑同学，出而助势”。《公言报》是安福系的机关报，当然对于五四运动有许多诬谰之言。但如果胡适真是小白兔，人家又何必没事找事，多树论敌呢？

对于胡某人晚年的经典评说，当事人曹汝霖在回忆录中就明白指出：“后来北大有关此事之人，已将此事改称文艺运动，使人将五四运动，淡然忘之。”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当初是不是“两档子事”，应该可以结案了。

当然，我努力真诚地相信，胡适是反对学生运动的，他之所以介入学生运动属于势所不得已而为之。

（一）道学夫子骂朱熹

相比较那些留日速成班学员，胡适的出身可谓正统，尽管他最初在美国学的是农学，后来转行研究中国哲学而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肄业生的殊荣。1919年2月，胡适凭借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暴得大名。这部分有赖于蔡校长在序言中帮他伪造履历：清代考据学家胡培翚的后人，美国哲学博士。

当然，“美国哲学博士”后面需要加上“生”字或者“肄业”二字，不过在那个日本速成班学员横行天下的年代，作为美国博士，就算天天打牌没有毕业也能高人一等。

离谱的是胡适的家学。蔡元培大笔一挥，说他是胡培翚的后人，但他老子胡铁花非但与胡培翚一家没有半点血缘关系，还是胡培翚等清代汉学家非常看不起的道学夫子。

胡适在留美期间与安徽同乡梅光迪有过不少争论，其中有两次最值得玩味。一次是关于新诗的，就是“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那类东西。胡适把他的新诗寄给梅光迪品评，梅光迪激动地回复道：感谢你让我想起了儿时的莲花落 ……

这次争论后来被我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从业人员反复论及，还有一次却不大出名。梅光迪赞扬颜元的实行哲学，批评程朱理学“平时袖手谈心性”。深深信仰程朱理学的胡适不干了，是的，你没看错，深深信仰程朱理学的胡适。胡适不仅大肆抨击颜元，更鼓吹朱熹是“古今中外第一伟人”。要不是梅光迪的信件留存了下来，我们还真不知道“打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干将，居然有肉麻吹捧朱熹的历史。

剧情很快发生了反转。一年半以后胡适回国赴北大任教，发现这里居然在痛打信奉程朱理学的桐城派，瞬间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转而鼓吹起颜元、戴震而痛骂朱熹了。不用说，他的颜元、戴震研究基本剽窃章太炎的观点，而大加哗词。诸君倘若不信，可以自行对比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和章太炎《颜学》、《清儒》、《学隐》等篇。

颜元给胡适的学术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比如后来陈汉弟震于胡适的大名，特意跑到北大去听胡适演讲，越听越觉得似曾相识，原来是从颜元书上抄来的。钱玄同曾亲眼看见胡适在演讲以前，匆匆跑到琉璃厂旧书摊掏一本颜元或别的不知名作者的书，在黄包车上匆匆翻完，再去讲台上裁裁剪剪，添油加醋一番。

这些行为用今天媒体界的内部行话，叫作“洗稿”。一个高明的洗稿人如胡适者，自然不会只认一两家。康有为、廖平、吕思勉，还有他的学生傅斯年、顾颉刚，甚至外国人都有可能成为他的猎物。比如他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说”来自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他说屈原是史无其人来自廖平，他称“岳飞是军阀，秦桧是英雄”来自吕思勉，他主张儒家是奴隶意识得自傅斯年，他觉得章学诚有现代历史意识也是内藤湖南的观点。取材对象不拘一格，只要观点奇葩者，皆可入我觳中。一些诗歌小说评论我不知道，仅就史学研究而论，我真不知道有哪个观点是胡适原创，但愿是我孤陋寡闻。

1923年9月28日，胡适、徐志摩、朱经农、曹诚英等在海宁观潮合影。当时胡适与其妻子江冬秀的伴娘曹诚英在杭州烟霞洞同居。

有些人说胡适从道学夫子转向批判程朱理学，是他早年觉悟的结果，并非投机豪门。不过自从胡适能在北大一言九鼎，朱熹的地位就越来越高。他的亲信学生傅斯年早年随着胡适骂朱熹，等到留学回国以后发现乃师竟然是朱熹派，马上开始关注起宋学来了。晚年傅斯年竟然大谈孟子和朱熹，这不能不说是出于胡适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胡适入职北大就痛批自己的偶像，出于真诚吗？

这不禁令人想起了清代才子袁枚评价道学夫子的名言：“伪名儒不如真名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