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一系列延续了几百年的高频率、高烈度和基于火药与枪炮的新型热兵器战争，将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成百上千个闭关自守、愚昧落后的封建城邦国家，锤炼和荡涤成了二三十个强悍的、中央集权的、奉行军事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的统一民族国家和海上强权。其中任何一个都有胆量和能力向人口和国土面积超过自己几百甚至上千倍，但是既缺乏战争意志又缺乏海战经验和现代国家组织能力的东方帝国发动攻击。

战争创造国家，战争创造国家意志，战争创造国家能力。

在热兵器军备竞赛与远洋商业竞争的巨大生存压力下，以火炮和海战为新型平台的战争，不仅推动了意大利城邦国家和北欧国家对工程与数学人才（以及航海、地理、天文学人才）的巨大需求与选拔机制的建立，而且推动了欧洲各国的国家动员体制（政治制度）升级变革，包括新的兵役制度、财政税收制度、货币发行制度、战争决策机制、最高行政机构、公共治安管理条例、中央情报收集制度、国家监狱制度、人口管理制度、大学与科学院制度、殖民地管理制度、航海探险奖励制度、重商主义关税政策和各种产业政策等的确立。

战争也是“国家—财政”模式的催化剂。因为战争要能持续，国库必须丰盈。而只有形成了“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国库才能充盈，国家才能以战促商、以商养战。

比如英国伊丽莎白时代对国家安全的巨大需求，要求英国在全世界到处寻 找硝石这种制造火药的基本原材料，以至于伊丽莎白女王的首席内政部长威廉 · 塞西尔向议会指出，“2万英镑的硝石比10万英镑的黄金和珠宝更有利于女王”。

又比如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和海军将领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在针对如何与英国争夺17世纪海上军事与贸易霸权时，向荷兰王室明明白白地指出：“陛下应该可以根据经验知道，亚洲贸易必须由您自己的强大武力来维持和保护，而这武力本身又必须用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以至于我们无法不用战争来进行贸易，也无法不用贸易来支付战争。”

因此，韦伯关于古罗马或者日耳曼部落法律传统是近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在欧洲而不是亚洲的理论，颠倒了历史演化的因果关系—不是日耳曼法律传统催生了战争资本主义”，而是“战争资本主义”催生了维系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力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建设。

换句话说，近代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诞生，是热兵器战争和王室主导下的对外“打砸抢”活动的产物，是“国家—海盗”制度的产物，是为赢得这场“全球打砸抢”的国家竞赛而发展出来的“战争⇄商业”财政模式。

所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过是为维系和支撑这种战争资本主义而演化出来的必然制度安排。这样的历史过程打造出了欧洲现代法律体系、国民私有财产保护体系、国家情报机构、国民教育体系和重商主义产业政策。

在这个“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中，欧洲国家用商业手段提升国家支付战争的能力，用战争手段扩大自己的全球殖民市场份额和海上贸易垄断，并用由此获得的巨额商业利润来支付频繁不断的对外战争，由此循环往复直到20世纪相互毁灭的两次世界大战。

因此，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尔特（Sven Beckert）才说：“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使其有能力在经济、法律、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军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领地，英国的工业化简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而20世纪一系列共产主义国家的诞生，也是欧洲全球殖民战争所倒逼的产物—它是在落后国家被西方列强的殖民政策、商品倾销政策和强加其头上的“自由贸易”骗局所倒逼出来的“战争资本主义”对立物，即“战时共产主义”。

凡是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采用“打、砸、抢、掠”的战争资本主义方式，加入欧洲列强这种“富国强兵”游戏的国家和文明，要么灭亡，要么采纳秉承“公平社会原则”的战时共产主义来推动工业化发展。而计划经济模式则是维系这种战时共产主义的必然制度安排。

所以，极端的计划经济这种制度安排，只有在全世界的战争资本主义和军事殖民主义压力充分缓和的情况下，才开始失去其意义，而且必然失去意义，正如20世纪下半叶全球冷战结束以后所呈现出来的状态一样—它必然体现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部大规模的国家经济转型需求。

资本主义法律对于资本主义，正如交通规则对于高速公路一样：不是交通规则催生了高速公路，而是高速公路的诞生和演化催生了交通规则。茫茫原野上信马由缰，难道需要红绿灯和斑马线？所以，不是先有了交通规则（法律）才学会修路（开启战争资本主义），而是先学会修路（开启战争资本主义）才在实践中逐步设立和完善了交通规则（服务于战争和资本的立法）。

试问维系和推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在欧洲是何时被提上议事日程的？难道是催生诗人但丁和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文艺复兴时期吗？那可是公认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但那个时期却很少有韦伯意义上的法律和法治可言。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一方面处于“艺术与商业齐飞”的时期，另一方面也处于一个无法无天、道德堕落、妓女泛滥、梅毒流行、黑帮当道、暗杀频繁、官商勾结、寡头垄断，“教皇便是法、有奶便是娘”的时期。这样的丛林法则时期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时期，没有“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可言。

事实上，韦伯自己的祖国（德国）在19世纪实现统一之前的兵荒马乱与贫穷积弱，和统一之后才产生的经济奇迹，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富国强兵和加入欧洲列强的打砸抢行列以后才产生的经济奇迹，以及中国在结束清末与民国的兵荒马乱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才获得的工业化奇迹，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反驳了韦伯把欧洲繁荣归因于古罗马日耳曼部落的法治传统的理论，以及他更加可疑地把近代欧洲殖民主义世界体系下东方国家的衰败，归因为基督教比儒教更富有理性经商精神和勤俭节约美德的宗教决定论。

而且，韦伯主义者这一“西方民主、理性、正义，东方专制、迷信、任意”才是导致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爆发在西方而不是东方的流行历史观，也无法解释为什么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西方公认其政治制度远比英国君主制先进和包容，其人民远比英格兰人勤劳，其金融制度和私有产权保护远比英国完善的荷兰共和国。

荷兰早在英国光荣革命实现“君主立宪”之前，就已经采纳了更为先进的共和联邦制度，远比美国还要早一二百年，而且英国的几乎所有金融“创新”都是从荷兰学习模仿来的。在17世纪英国发动三次英荷战争使得君主制的英国超越共和制的荷兰之前，荷兰是欧洲公认的金融中心、商业中心和制造业中心。它的宗教宽容政策比同时期的英国更能吸引欧洲其他国家的异教徒与能工巧匠。

但荷兰既不是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的中心，也不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中心。荷兰在英国爆发工业革命后100年才开始复制了这场早已普及欧洲大地的制造业革命，远远落在法国、德国等其他欧洲列强之后。为什么？

流行历史观更无法解释为什么近代史上处在类似于“东方专制主义”时期的法国、德国和苏联也能够产生大批量的卓越数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工商业繁荣。

如果人们承认欧洲封建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前提和必经阶段，那么将中国近代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归结为东方封建制度或者“东方专制主义”，显然就是一种套套逻辑。或许这个套套逻辑企图掩盖的，其实是西方通过最野蛮的战争、掠夺、奴役、殖民才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秘密？

提出这一系列问题，并不是提倡让落后国家通过复制西方的战争资本主义或者路易十四的绝对君主制，来推动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和经济；而是希望对流行历史观提出正当的质疑，以便于我们跳出流行历史观和西方中心主义预设的话语体系，寻找出历史进步的真相；尤其是找到“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产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个李约瑟之谜的终极答案。对李约瑟之问的最终解答，也会自然而然地回答“为什么资本主义产生在欧洲而不是亚洲”的韦伯之谜。

历史的正确因果关系一旦被找到，这种历史知识就可以转化为社会行动的力量。它不仅能够帮助人们解释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哪里发生，而且能够指导发展中国家如何在自身的特定政治、文化、历史条件下复制和创造出自己的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

正如尼采所说：“我们需要历史，为了生活和行动。……只有在历史服务于生活的前提下，我们才服务于历史”。

《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作者: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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