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侦剧中要有基本的是非观，这是底线

观察者网：《黄雀》里盗贼形象都并非单纯的恶人，而是展现了复杂的人性，通过前史介绍他们“为何成为贼”。我们注意到，观众现在对刑侦剧多了一层“警惕”——“为什么要跟罪犯共情，会不会美化盗贼？”您在创作时如何把握这个度？

王小枪：我们在创作中肯定会有基本的是非观，善恶观，这是底线。我不可能去美化犯罪分子或者美化其所作所为，违法犯罪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最后肯定要判刑，从法律上、从道德上都要接受惩罚。像《黄雀》里的“佛爷”，他最后一定会受到惩罚或者说报应。我们弘扬真善美，反对犯罪，这是底线，如果这个底线动摇了，才会出现所谓美化的情况。

只不过具体到人物描摹，创作时要注重差异性，如果10个小偷写得千篇一律、脸谱化，观众也不会看。《黄雀》里的贼很多，有的就是纯坏，比如四眼，他是彻头彻尾的坏，是恶的代表；小春又是不一样的贼，他性格敏感细腻，对兄弟很仗义。

人性本来就是复杂的，尤其在这种群戏里，不同人物身上承载不同的东西，得让他们立体起来，有的人是善恶共存，有的人是更偏向善或更偏向恶。所以在描写这些人物时，我会介绍他/她的成长经历，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贼？每个人有不同的原因，有的是让人唏嘘、让人心生怜悯的，有的人是让人愤怒、认为必须绳之以法的。

大春（路宏 饰）和小春（郭丞 饰）

观察者网：剧中盗窃团伙被划分为不同派系，每个派系都有其生存法则，有观众认为这些细节隐喻了社会底层权力结构的复杂性，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王小枪：其实我写剧本时候没想过“底层权力结构”这个词，但是我们生活的社会里确实有很多圈子很复杂。我以前看连阔如先生写的《江湖丛谈》，旧社会江湖行当分得更细，各有各的规矩，盗窃团伙也是不同的，形形色色。

比如姜大卫老师在《黄雀》里演的“广叔”，他在贼的江湖里是个“讲究人”，有道义、讲规矩、比较老派，他希望自己的规矩能够传承下去，但发现和时代脱节了，肉眼可见地要断档。

这一点上，《黄雀》选角团队很厉害，演员选得非常精准，除了“郭鹏飞”我是照着郭京飞写的，其他选角我没有提供建议。最后他们选出来的人真挺像我写剧本时想象的人物。

姜大卫在《黄雀》中饰演广叔

观察者网：《黄雀》在紧张刺激的情节中融入了喜剧色彩，大鹏和队友的插科打诨很有趣，您出于怎样的考量在刑侦剧中加入喜剧元素？如何让角色的喜剧特质不破坏其在刑侦故事中的可信度，不让观众“出戏”？

王小枪：我认为越是这种悬疑或刑侦题材，越需要喜剧元素来调和一下，如果一味强调悬疑和案件，故事就有些单薄。

刑侦题材的喜剧元素就像白米饭上点缀的海苔，起一个恰到好处的调味作用，关键是拿捏好分寸感，如果说碗里就一点点白米饭，半碗都是海苔，那也不好吃了。

现在《黄雀》呈现的效果我觉得很好，不少是演员们“现挂”的。比如执行任务时为了制造声响判断谁是贼，李唐拿一个矿泉水瓶子往地下一扔，打到了郭京飞，这是剧本里没有的。还有郭鹏飞喜欢眨眼睛、白头发、衣服好长时间不洗这些点，都是郭京飞加的，他吃透了这个人物，用一个小小的眨眼睛的动作，把人物的内心或者是潜意识里的焦虑给外化出来。

这就是演员的功夫，他们给剧本加分，给人物加分，给情节加分。而且本来郭京飞的喜剧天赋就非常强，他总能在一些情节和人物的缝隙之间找到喜剧的点。

观察者网：不少观众发现《黄雀》的转场镜头比较特别，交叉剪辑的方式增强了悬疑感，但也有网友认为“故弄玄虚”，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王小枪：《黄雀》里的转场肯定是导演精心设计的，一看就是下了功夫了。因为剧本还是文学性更强一些，对场景提供的细节没有那么丰富，具体落实到影像上，都需要导演和摄影去设计。在我看来，很多设计很出彩，体现了导演的良苦用心。

观察者网：您曾开玩笑说“窝囊废”赛道现在比较拥挤了，郭京飞近三个月已经在三部剧里演“窝囊废”警察了，在《黄雀》里，您做了哪些差异化处理，避免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

王小枪：首先我写《黄雀》时，真不知道他要演那么多警察，大家也不知道三部剧的排播这么近。创作有时候就是这样，我只能尽可能把人物写好，不知道别人在写什么。

在“窝囊废”赛道上，郭鹏飞这个人物可能命运更沉重一些。比如他找媳妇这条线，表面上他是一个反扒警察，但实际上他也是个失主，把媳妇给丢了，把爱情给丢了，把生活中的一个目标给丢了。

《黄雀》里很多人表面上是小偷，但实际上也是失主，有的人把勇气弄丢了，有的人把善良弄丢了，有的人把亲情弄丢了。生活中很多人也是，谁没有丢失了某种东西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