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的政治形态

埃及世俗政体的权力结构更加脆弱。2013年7月，现任总统塞西通过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标榜激进伊斯兰主义的穆尔西民选政府和宪法框架；2013年8月14日，埃及军队在开罗东北的复兴广场武力镇压了穆尔西的支持者，造成至少4000多人的伤亡；2014年4月15日，埃及亚历山大紧急事务法院作出裁决，禁止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参与即将举行的2014年埃及总统和议会选举，此举保证了现任总统塞西在几乎没有对手的情况无障碍当选。

自此，埃及成为不择不扣的军人政权，对稳定的渴求已成为其政权生存的基础。

2013年8月14日的埃及军方武力镇压行动，造成示威者的大规模伤亡，引发了埃及舆论对军队统帅塞西的谴责，据埃及媒体研究和民意中心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79％的埃及人认为8.14的大屠杀是反人类罪，73％以上的埃及民众认为国防部长赛西应该为屠杀事件负责

沙特、巴林和埃及等国的政治现状，决定了其当权者绝难像卡塔尔一般，在施行大众政治的改革之后，还能维系手中的权力。二十世纪初的巴林政治改革，仅仅加剧了其2011年的政治灾难，其君主也不得不依靠外族士兵维持国内稳定；而2011年的埃及选举，也使得穆尔西这样的激进伊斯兰意识形态秉持者成为埃及的总统，并引发了随后的军人政变。

因此，这三个国家的权力原则，必然以保持稳定的保守政治原则为主，其外交原则亦是以是否有利于其国内局势的稳定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准，就像梅特涅时代的奥地利帝国一样，她本身的安全不仅仅源于地缘秩序的稳定，也取决于权力的构成形式。

权力原则决定了外交原则——沙特外交原则：始终反对破坏地区稳定的大众政治

君权神圣的权力法则和对大众政治的恐惧，决定了沙特外交始终是以稳定国内或者地区局势作为其最终目标。

20世纪60年代，为了对抗埃及纳赛尔的泛民族主义浪潮，沙特先后与埃及在也门、黎巴嫩和约旦对抗，打击当地的叛乱势力，维持原有政治秩序的稳定；80年代，为了阻遏霍梅尼的什叶派革命，沙特开始组建稳定地区局势的逊尼派联盟；90年代和21世纪初，为了防止本拉登激进圣战主义思潮的蔓延，沙特政府监控驱逐回国的阿富汗圣战人员。

对于巴勒斯坦势力的内部纠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沙特始终支持相对保守稳定的派别；阿拉伯之春中，沙特作为逊尼派国家的保守派大本营，先后支持甚至参与了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政府或军方稳定国内局势的努力（当然，叙利亚内战中，沙特对反对派的相对有限支持是一个例外，这是因为伊朗的什叶派在叙利亚的扩张，严重威胁到了沙特自身的政治稳定）。

2013年7月，埃及军事政变成功后，沙特国王是第一个向埃及军方祝贺的阿拉伯国家领袖。与之相对的是，被政变推翻的埃及民选总统穆尔西，则通过卡塔尔王室控制的半岛电视台向全世界控诉军方

权力原则的相互否定与外交政策的冲突

不同的权力原则，决定了沙特、巴林和埃及等国与卡塔尔的地缘政治动机是完全相背离的。前者的权力否定大众政治原则，后者的权力则依托大众的认可；前者致力于扑灭激进的大众意识形态，后者则需要迎合大众浪潮来维系自身权力的基础。

这就决定了两者大多数的情况下，在对待阿拉伯之春，巴勒斯坦、伊朗和激进势力问题的态度上采取了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政策，并最终引发了今天断交的灾难。

历史上，强大的法兰西被拿破仑三世激进的大众外交所拖累，最终因孤立而被普鲁士击败。今天，卡塔尔君主的大众外交走向四面楚歌，又何尝不是重蹈覆辙。

所以，国家外交的基本原则，还是应该尊重基本的现实。君主一味地迎合民意而忽视现实，虽能暂时巩固权力，但终将在未来付出更为沉重的政治代价。这一点，无论对于大国还是小国，过去还是现在，都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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