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背了权力的旧原则，就必须确立权力的新原则，这是一切试图长治久安的权力拥有者必须遵循的政治逻辑。卡塔尔君主篡位之后，在1996年之后施行大众政治改革，乃是其权力结构在现代政治框架下必须进行的调整，而卡塔尔的巨额石油财富和极其有限的人口，也让该国能够通过丰厚的福利，使君主权力的合理性扎根于大众政治却不产生难以控制的负面后果。

不过，一旦卡塔尔君主的权力合法性，变成了源于大众政治的认可，那么，作为权力政治一部分，该国的外交政策就不可能不被大众的偏好所左右。

权力原则决定外交原则——卡塔尔的大众政治原则外交

任何拥抱讨好大众政治原则的专制君主，其政策都不可能挣脱大众政治之影响。这种政治效应，在最易被舆论所关注的外交政策上尤为明显。

奥地利外交家胡布纳，曾在1857年写给奥地利皇帝的奏折中，阐述了大众政治原则下专制君主拿破仑三世外交政策之核心动力：“其仅视外交为保障其统治、合法其权位、建立其王朝之工具。任何可维持其威望之政策，凡能够施行则必不放过。”

然而，构成大众政治主体的民众，大多数属于现有社会秩序下的失意者，其个体并不需要对外交政策后果承担具体责任，这就决定了大众外交往往是激进意识形态和行事方式的拥抱者，其政策往往偏离现实利益的需求，或者超过地缘均衡所能容忍的范畴。

19世纪中期，基于大众政治原则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为了取悦同情市民革命的法国民众，不断支持尼德兰、波兰、德国和意大利、巴尔干等地的激进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引发了渴望稳定的欧洲其他君主国之普遍厌憎和仇视，法国的地缘环境也空前恶化

从这个角度看，以大众政治原则为合法性的卡塔尔君主，在外交上屡屡采取迎合民意、同情激进意识形态的政治举措，亦是基于同样的逻辑。

无论是阿拉伯之春中对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甚至沙特、巴林等国示威民众的同情或支持，还是要求沙特与伊朗两大伊斯兰强国实现伊斯兰教的内部和解，抑或是对激进伊斯兰势力诸如哈马斯、穆斯林兄弟会和胡塞组织的公开援助或者偏向，以及通过半岛电视台向阿拉伯世界传播新闻自由的理念，实际上都是卡塔尔君主在自身政治原则下，为了迎合伊斯兰世界的民意偏好并增强自身政治合理性而作出的外交举措。

这些基于大众政治的外交政策，的确极大地提升了卡塔尔1995年之后两代君主的民望，卡塔尔君主也因此受到伊斯兰世界舆论的普遍赞誉，其基于大众政治的专制权力也因此得到了巩固。但是，这些迎合大众意识形态的外交措施，严重触犯了西方列强和其他海湾君主国的利益。

大众政治对海湾其他君主国和埃及的威胁——不能承受的风险

卡塔尔丰富的油源福利、稀少的人口，使得其君主权力能够在福利政策的帮助下暂时适应大众政治，但是，对于沙特、巴林和埃及这样的国家来说，大众政治的原则对其政治权力的稳定构成了极其严峻的现实考验。

沙特的政治形态

据1992年的沙特阿拉伯《治国基本法》规定，沙特是由“真主的忠仆”阿齐兹·沙特及其后代子孙所统治的君主制国家，而《古兰经》则是国家的最高宪法。这一规定保证了沙特君主专制权力的政治神性。

在君权神圣的原则下，安拉赋予的沙特王权既不需要受到民众的认可，也无需被民众监督，君主权力的更迭仅仅只需在王室内部做出协调。沙特国内没有合法的政党，至今仅在2005年举行过一次地方选举。另据2006年颁布的《效忠委员会法》，由阿齐兹·沙特国王的儿子或其继承人组成的效忠委员会而不是国民组成的议会，负责监督沙特王权的更迭。

这种权力的形态以及沙特相对卡塔尔有限的石油财富，决定了卡塔尔君主对君权神圣的破坏以及基于大众政治原则的改革和外交，乃是沙特君主权力的致命挑战者。

巴林等国的政治形态

巴林国的君主是逊尼派，民众却有65-75%是什叶派。国王不得不依靠少数教派进行统治，其军队和警察一半以上来自巴基斯坦等国的逊尼派移民，在2011年2月的什叶派民众大游行中，巴林国王依托沙特和阿联酋的军警才得以平息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