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正统必然包含中国的道统和法统

考察中国历史，中华文化正统必然包含中国的道统和法统，也就是中国文化和政治的相成性与连续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承认“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即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文化正统。从国际政治来看，“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也是国际间对中华文化正统的肯定与承认。

然而，台湾走上背离中华文化正统的道路，存在比较复杂的因素。简单地说，首先是日本殖民主义的遗留与民国政府光复台湾初期的矛盾；其次是国共战争、国民党逃台的影响；其三是冷战背景下西方文化对台湾的支配。

日殖时代以前，台湾除早期先住民文化之外，主要是闽粤的汉移民文化。后者并没有近现代的国家观念，只有传统天下思维支配下的敬天拜祖思想，以及相应的地方性民俗文化。后来日本殖民统治，反弹出汉族系台人的中国意识，只不过在两岸隔绝的客观形势中，以及日殖去中国化的高压统治下，台人的中国意识只能以台湾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

日殖当局对台实施的同化政策，从反面证明台湾意识与台湾文化的中国属性；1920年代以后的台湾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就是很好的说明。然而，半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遗害，以及隔绝大陆半世纪的台湾地方性民俗文化，对于光复后的国民党统治阶层来说，却成为陌生的课题。加上内战不已的影响，国民党政府的手段和心态都陷入急躁粗劣的困境，有些人把国文教育和国语运动的好事办成坏事。

1949年国民党逃台后，内部矛盾更加严重。为了建构政治上层的法统，国民党政府把台湾当成“复兴基地”；而随之来的经典式精英文化，与本土的地方性民俗文化，两者过着“你走你的路”的日子。也就是说，国民党单方面的政治意图，使得兼容并蓄的中华文化在它治下也走向片面化，成为反共政治的附庸。

而统治阶层的精英文化与本土的民俗文化共同挤压在一座岛上，却没有得到正常的融和发展，遂产生畸型的核心/边陲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文化矛盾，恰恰是台独派的政治空间。

虽说大陆经过文革，国民党在台湾推行片面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但1970年代的国际政局丕变，使得国民党政府的中国“法统”破局，其“道统”也随之破功。台独派趁机收编长年压抑下的岛内民俗文化；“出头天”的庶民想望，在两岸相互隔绝的条件下，使农民、渔民、乡土派等甘心跟随“台独”的召唤，也就不难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台独派在岛上一方面打击精英层的中华文化，一方面又宰制或利用庶民阶级的中华文化，其作为与日殖当局如出一辙。这就是说，台独派以西方（含日本）文化取代过去国民党政府统治的“道统”，暴露它殖民主义代理人的本质。

早在1960年代的冷战背景下，由于台湾对美日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依赖体制，西方文化成为岛内异议人士反对或制约国民党的武器。所谓“中西文化论战”，后来以全盘西化派占了上风，就是这种背景下的成果。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除了针对大陆文革之外，就是为了防止西化派的冲击。但随着国民党的“法统”破局，这场由党政高层推动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更重要的是，这场国民党精英式的文化运动，除了掩盖西方文化的潮流之外，并没有对接或影响上述的台湾民俗文化。一旦空洞化、博物馆化的中华文化“道统”随着国民党“法统”倒台，潜流多时的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便浮上台面，选举政治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至于长期被国民党“道统”异己化的台湾民俗文化，却因为旧国民党的倒台，竟也异己化地对接上西方文化选举政治。于是，台湾什么庙都有，什么神都拜，选举政治的精英全来朝拜妈祖，竟然一点都不奇怪。这就是在台湾的中华文化。

台湾民俗文化与地缘政治意义

然而，台湾的妈祖信仰有个故事。从清代开始，台湾妈祖庙便有前往湄洲祖庙进香的传统。

至日殖时代两岸分隔，特别是1935年以后，湄洲进香遂成为绝响。台湾光复后虽曾短暂恢复进香传统，但不旋踵又因反共戒严体制而中断近40年之久。1987年台湾解严，一艘堆满走私品的宜兰渔船被发现五尊来自湄洲的妈祖神像。这五尊原该被销毁的“走私品”，后来成为南方澳南天宫被奉祀的神像。

众人较熟知的台中大甲镇澜宫，也在1987年10月由其董监事会进香湄洲，带回分灵妈祖一尊、印信、香火等信物，从此吸引全台信众前往大甲区朝拜，更进而引发前赴大陆的进香潮。同年底台湾当局开放赴大陆探亲后，半年之内有60多间台湾妈祖庙组团前往湄洲进香，且带回分灵神像近千尊。次年为了妈祖诞辰纪念日，大约有13,400名台湾人赴湄洲进香。

台湾台中，大甲镇澜宫（图/东方IC）

台湾民间还信奉有“医神”之誉的保生大帝。以台南学甲慈济宫供奉的保生二大帝神像为例，那是一尊宋代雕刻、全球仅存最原始而古老的保生大帝神像，已有800多年的历史。350多年前，李氏先祖从厦门迎来该神像，随郑成功军队登陆于台南学甲头前寮溪（即今将军溪）一带。后来每逢登陆日，庙方与信众均到头前寮举行谒祖祭典仪式，遥拜厦门白礁祖庙和大陆祖先。

这些民俗信仰文化和历史，在地缘政治上的意义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道统与法统的合一，就是中华文化正统，无论雅俗。在历史上，台湾民间信仰受到日殖当局的打压，其表面理由就是“现代化”或“现代性”的需要，但实则是为了消灭台湾人的历史传统与民族意识。

事实证明，台湾民间信仰中的寻根式认同文化，穿越了“日殖”与“反共”两个历史阶段，百多年来展现毫不屈挠于人为阻隔“两岸一家亲”的草根生命力，这才是殖民者和台独论者忌惮又嫌恶它的真正原因。否则，他们也不会在指斥台湾民俗文化为愚昧、无知、宿命的同时，却纷纷恢复日殖总督府所兴建的“神社”。

由此来看习总书记提到“两制”台湾方案时，他表示将充分尊重与保障台湾同胞的宗教信仰，就值得从民俗文化与地缘政治的关系来理解。

地方性、边陲性的闽粤移民文化，以及早期移民的先住民文化，是台湾文化的底色，它与大陆各地方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台湾文化的特殊性，是基于中国地理、历史、经济和政治的条件共同作用而成，它与中华文化的普遍性是相互辩证发展的关系。正因为如此，87.3％的台湾人觉得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边区文化的风气，有时候还领先核心地区，但真正的全面发展又必然经由核心区。所以林则徐、辜鸿铭、严复、梁启超和康有为这些边区精英，必然往中原核心区活动发展。影响1920年代以后台湾新文化运动的人物，也是经受过中原核心区洗礼的人，例如张我军便是。这就是中华文化正统论。

“中华”二字，也就是光明的中心，由中心散发出来光明的文化。这个中心就是地理上的中原，哲学上的中庸，伦理上的中和。从先秦学术思想，到后来支配闽粤移民世界观的天下思维，都是中原诸夏发展出来的文化。气魄恢弘的一带一路，就是具体的天下思维与担当的现代表现。台湾人与台湾文化的发展生机，在于中华出发的一带一路，而不在一例一休。

过去国民党精英式的中华文化道统没有做好台湾民俗的工作，新殖民主义西方文化和价值却在台湾当道。礼失求诸野，大陆当局既然承担起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便需要连结台湾民间文化，比如台湾人也尊奉的黄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