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抗战记忆与中国认同

如此看来，恢复1931年前后的历史记忆，是理解台海两岸命运与共的重要路径，并且是超越日后因为不同发展路径，而迫使两岸产生疏离、误解、扭曲或仇恨的重要条件。

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认识并接受自去年以来大陆中小学教科书修正“八年抗战”为“十四年抗战”的历史观；也才能理解大陆电视剧《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背景，知道“八女投江”的壮烈故事。相较于此，台湾方面关于1931年前后的历史教育，无论从教科书还是影视剧来看，却已然被八田与一们所征服。日人藤井实彦敢于来岛上践踏受害妇女的铜像，【3】从根本上说，是台湾社会有人自取其辱的后果。

所谓“慰安妇”，其实是日军性奴隶，是整个日帝“大东亚共荣圈”下的共同灾难。幸存的受害妇女在战后回到各自的故乡，但两岸故乡却都没给她们及时的同情、温暖与公正的对待，而是在不同的政治运动压抑下，让她们饱受无休止的歧视、侮辱和排斥，导致她们只能对自己的遭遇保持沉默。台湾教科书对这方面语带保留，乃至模棱两可，影视剧方面则至今没有一个说法。但大陆导演郭柯在近年拍了《三十二》和《二十二》两部纪录片，摄制手法质朴真切，弥补了这一段历史和社会的缺憾；而票房的热度与好评，则反映广大观众对于历史认识的成熟。

纪录片《二十二》

对日抗战是中华民族进一步团结整合的契机，这个契机源自九一八事变，而正式形成于七七事变之后。

抗战的最大胜利不止于日本投降，而在于从19世纪以来，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放弃了对华不平等条约，这是中国以伤亡3500万人的代价所换来的国际地位。然而，战前未解决的国内路线之争，在战争期间并没有停止摩擦，战后则成为国内最主要的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政府倚赖美国的援助，竟成为《中美商约》下的附庸，广大民众则对此做出了历史性的裁决。然而，随着国际冷战营垒的构筑，中国代表权并不在广大民众与北京政府的手里，长达20余年。

在这20余年当中，两岸当局互争中国代表权，台湾方面铺天盖地的反共化、仇共化教科书和影视剧，对战后台湾人构成影响深远的“大陆印象”，特别是在两岸分断隔绝的条件下，这种错误印象没有办法得到印证。到了1971年10月，大陆当局取得中国代表权以后，台湾方面通过教科书和影视剧来影响民众认同的焦虑感，就显得更加强烈。以抗战叙事的影视剧为例，台北中央电影公司接连在1970年代出品《英烈千秋》、《八百壮士》、《笕桥英烈传》、《梅花》等代表作，便是以激昂的爱国主义来动员民众逐渐晦暗的政治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部抗战剧都出现在1972年日本与大陆建交之后。1972年，造成票房轰动的《精武门》开始上映，前一年还发生声势浩大的港、台与海外保钓运动。一时间，抗日成为当务之急，成为可资各方角力的民间风潮。然而，台北出品的《英烈千秋》、《八百壮士》和《笕桥英烈传》，相较于本世纪《抗日奇侠》之类的神剧，毕竟还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表现了严肃而悲壮的情操。只不过，台北那些抗战剧都没有呈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史实，其共同特色是“不准共产党抗日”，甚至是“共产党通日”。

比如《英烈千秋》里边，就有共产党人出卖情报给日军坑害张自忠部队的内容，那其实反映了1970年代台北的政治窘境。因此，在蒋介石离世后，台北政工部门制播了《寒流》这样的反共影集，试图安定人心。然而，这样的政治窘境仍集中表现在1979年12月的美丽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1970年代的政治焦虑催化了一部份人的“台独”思维。

但是，教科书和影视剧仍然掌控在国民党政府手里，后者的抗日叙事在1980年代以电视连续剧为主，比如台北中国电视公司出品的《花好春长在》、《梅花特攻队》、《扬子江风云》等。其实在1980年代结束以前，除了反共、仇共之外，国民党政府的教育和宣传都传递了一定的中国元素。《梅花特攻队》的主题歌叫《我是中国人》；《八百壮士》的主题歌叫《中国一定强》（或说《中国不会亡》）；全台小学校园和学生作业簿的封面上，多有“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做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的标语。

后来国民党政权被新兴的分离主义本土资产阶级接手，但前者对台湾人讲述过的中国历史和抗战故事，成为两岸恢复交流以后还可以对话的频道，且至今仍是台湾当局打击的标的。

当然，国民党的抗战叙事并不完整，因为完整的抗战叙事必然牵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相关人物与党派，尤其是共产党。而关于中国对日抗战，无论撤台的国民党，还是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都有过对方“不抗日”的教育和宣传，并分别造成中国记忆的部分缺漏。从这样的视野来看，“台独”又是出于国共矛盾的遗留与异化。1990年代以后，无论完整还是不完整的中国历史与抗战故事，台湾人都已无法从教科书和影视剧中传承中国认知和情操。

大陆剧与历史教育

虽然教科书中的中国元素开始被扭曲的台湾史观对立化，影视剧也走向去历史化与低能化；但由于两岸已开始有限的交流，让部分台湾人看到了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的抗战叙事。

以1986年上映的电影《血战台儿庄》为例，李宗仁作为台湾当局历史叙述的负面人物，以正面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非国民党嫡系的张自忠、池峰城等部的贡献，也扭转了观众对于国军“不抗日”的记忆；王铭章殉国前从容吸烟的画面堪称经典，影片还借由追悼王师长的情节来间接传递对蒋介石的看法。面对政治气象改革开放的大陆，蒋经国临终前也决定开放国军老兵返乡探亲，两岸自此逐渐走向交流。

《血战台儿庄》的导演杨光远曾是一名解放军，拍过多部国共内战与抗战的作品，1994年他执导《铁血昆仑关》，描述国民党军嫡系杜聿明部的抗战事迹。在《铁血昆仑关》中，戴安澜、郑洞国、邱清泉以及国民党第五军官兵的抗战形象，并没有被旧时的国共矛盾和当时两岸关系欠佳的因素所遮掩。而大陆当局和观众对该片的态度或评价，也反映了政治氛围的进一步实事求是。正是因为日军在大陆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节节抵抗与牵制，无法速战速决，面临资源和补给耗竭的险境，才孤注一掷地陷入太平洋两面作战的困局，中国抗战的战略能见度也升高到新的国际地位。

早在武汉保卫战结束后，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方针转向战略保守时，毛泽东就曾指出：“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朋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4】

戴安澜殉国后，毛泽东赋诗悼念，周恩来也题写“黄埔之英，民族之雄”两句话。虽然国府军在抗战中存在涣散、投降、拚消耗、牺牲过大、管理不当的事实，但考虑到中、日两国差距以及担负正面战场任务的结构性因素，中共领导人仍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评价国军的历史绩业。反观台湾当局，不但始终无视或淡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来连国府军抗战的史事也淡出岛上的视野。两岸政治气象的高下，以此可见。

戴安澜

也就是说，近30年来，抗战故事与民族精神已基本不存在于岛上的教科书和影视剧；而大陆影视剧则成为台湾人在民族精神上的救赎，“国军”的军魂也零星地存在《中国远征军》、《长沙保卫战》、《远去的飞鹰》、《喋血孤城》、《捍卫者》或者《壮士出川》那样的声光记忆里。2011年大陆首播《中国远征军》电视剧，同年举行中国远征军抗日阵亡将士公祭活动；2014年纪念中国远征军收复腾冲70周年，云南省政府再度举办阵亡将士公祭活动。然而这些事情承载的历史意义和中国认同，似乎已在台湾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