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断掉的电话线

现如今，提到崔道植，很多刑侦爱好者都会把他的名字同1990年代之后的一系列大案要案联系起来，如1·28鹤岗大案、白宝山袭军袭警案、周克华案、白银案等。

的确，崔道植最为外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枪弹检验的本事。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根据自己的枪弹痕迹检验的经验，先后撰写了《根据7.62mm手枪射击弹壳痕迹判断射击枪种的探讨》、《64式手枪指示杆痕与59式手枪抛壳挺痕位移的研究》、《根据射击弹壳与射击物确定枪手设计位置范围》等论文，并被编入刑侦教材，在国际刑警年会上发表。

这背后付出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为了弄清枪械膛线的磨损程度和击发子弹的弹头与弹壳上痕迹的关系，崔道植反复地做实验。他用同一把枪械击发3000发子弹，然后给每一发子弹都拍照。从第一发到第一百发，再从第一百发到第三百发，崔道植把它们的变化都记录下来，最后总结出痕迹的变化规律。

在没有计算机系统辅助对比的年代里，崔道植就是凭着这样一手人眼对比的绝技，为许多案件的侦破解开僵局。

2003年1月18日，沈阳市某储蓄所外发生了一起持劫运钞车的恶性案件，现场发生爆炸和枪战，197万现金被抢，八名工作人员倒在血泊之中。崔道植根据凶犯遗弃在附近的一件军大衣内部缝制的枪套，判断出作案人员所使用的枪支是双管立管猎枪，又通过观察遗留在现场的子弹和弹壳，得出作案枪支是湖南支江生产的某品牌猎枪的结论。

崔道植的这手辨枪绝技神到什么地步？在央视的一次采访中，他曾自豪地说，因为他看的足够多、看得足够细，只要把子弹或弹壳交到他手上，他就能判断出是什么型号的枪支，又是在哪里生产的。在崔道植主持鉴定过的1200多起要案中无一失误，就是对他工作能力最好的肯定。

崔道植在进行射击实验 图源：北京日报

在被称为“中国刑侦一号案”的白宝山案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关键节点，那就是判断发生在北京和新疆的系列枪击案是否可以并案侦查。当时的分歧在于，北京方面初步鉴定作案枪支是八一式自动步枪，而新疆方面则初步鉴定作案枪支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为确定两地系列案件是否为同一支枪械所为，公安部急调崔道植前往乌鲁木齐进行鉴证比对。崔道植连续工作后认定，北京和新疆系列案件的涉案枪支均是同一支八一式自动步枪。根据该结论，公安部将侦查范围圈定为在北京犯过罪后在新疆服刑的人员。就这样，白宝山的身份浮出水面。

残留在弹壳和子弹上的痕迹十分微小，稍不留心，就会被忽略。当时，北京和新疆警方都已经分别做出了各自的结论，在此情境下要将其推翻，崔道植要承受的压力和风险可想而知。八一式自动步枪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的子弹都一样，所以无法从现场遗留的子弹和弹壳的型号上判断射击枪支到底是哪一种，但崔道植凭借多年积累的深厚经验发现，从这两种枪内发射的子弹的弹壳，存在着一个非常细小的区别——从八一式自动步枪打出的子弹弹壳上有一条细小的横线，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没有。这条横线非常细小，只有在特定的灯光角度下，才能被发现。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周克华案中，也是崔道植鉴定出涉案枪支的原产地是巴基斯坦。

因此，在与崔道植相关的报道中，媒体常把他称呼为“全国首席枪弹专家”，这表达了对崔道植本人在枪弹鉴定工作上的肯定，但不够完全。准确地说，崔道植应该被称为“全国首席痕迹检验专家”，枪弹检验只是他痕迹检验研究中的一部分。

1955年，刚从部队转业到黑龙江省公安厅的崔道植在第一次进行痕迹鉴定时，就展现出了敏锐的观察力和精确的判断。

摆在崔道植面前的是一根断掉的电话线，当地办案人员已经认定这根电话线是被犯罪嫌疑人用钳子剪断的。崔道植把断面放到显微镜下观察，看到了一条比头发丝还要细二十分之一的细小纹路，他感觉剪断这条电话线的不应该是钳子，反而更像是平常人家用的剪子。

根据崔道植的意见，侦办此案的工作人员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并在其居住地点搜出了一把剪刀。接下来，崔道植花了整整五天的时间，用这把剪刀反复剪断铅片，并将痕迹与遗留在现场的电线断面做比对，细节一致，还要继续放大倍数看。最终崔道植得出结论，这把剪刀就是在案发现场剪断电话线的那一把。

崔道植自此深信他的一切工作都是为证据服务，他先后在中央第一民警干校（今中国刑警学院）、哈尔滨业余职工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学习刑事科学技术，以及与此相关的医学、数学和逻辑学方面的知识。兢兢业业几十年，他一直在脚踏实地地打磨自己的刑侦技术，案件的线索在他眼中渐渐水落石出。

1981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发生一起命案，现场的线索纷繁凌乱，办案人员在多日走访调查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崔道植在到达现场后，从主持尸检的法医手里拿到了一片断裂的指甲。

这枚指甲是从受害者的伤口中发现的，很可能是犯罪分子在同受害者搏斗的过程中，不慎掉入。当时的刑侦技术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DNA鉴定要到1984年才由英国的遗传学家开发。为了能使这枚指甲成为鉴定的证据，崔道植收集了黑龙江省警校200名学生、每隔20天剪下的指甲展开研究。最后崔道植发现在显微镜下观察指甲游离缘，会有120-130根粗细不同的竖线，这些竖线的排列组合因人而异，不会重复，就像指纹一样是每个人独有的。

人类指甲的同一认定就此出炉，后来，办案人员把所有犯罪嫌疑人的指甲都剪下来交给崔道植鉴定，其中一人右手小拇指的指甲游离缘样本和遗留在受害者腹部的指甲游离缘线条完全吻合。办案人员根据崔道植出具的鉴定证书将此人逮捕，随后，该名犯罪分子便很快交代了自己全部的犯罪事实。

崔道植在编写痕迹鉴定书 图源：人民公安报

1991年，57岁的崔道植依旧在工作岗位上忘我地奉献着，完全看不出此时的他已经是一名临近退休的老人。当年，黑龙江讷河贾文革特大强奸抢劫杀人案轰动全国，事后当地警方在他家的菜窖里总共找出41具遇害者的尸体。崔道植在深夜中颠簸了6个小时赶到讷河的案发现场，开展痕检工作。

当时没有电脑，所有的勘察绘图都是必须依靠人工进行手绘，而且大多数绘图都是平面方位图。崔道植在如此复杂的现场条件下（菜窖位于地下，且非常狭小，尸体都堆叠在一起），画出的勘察图都是三维立体的。

由于案件持续时间较长，外加藏尸环境十分逼仄，所有尸体都高度腐烂，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不说，轻轻一碰就会碎成像豆腐一样的渣滓。参与现场办案的勘察人员都清楚地记得，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崔道植是在现场停留时间最长的人，整整二十多天的工作时间，他一直坚持和大家一起在一线工作。立足痕迹学，他逐一确认衣服、手铐、脚镣、绳子（罪犯对受害人进行了控制和拘禁）等特征以及捆绑方法。在尸体全部被抬出处理完毕后，为了能进一步获得更多物证，崔道植又亲自带人把现场能筛的土地都筛了一遍，甚至连贾文革家猪圈里的干粪也没放过，终于找到了残留药物等新物证。

崔道植在现场以身作则，也给年轻的刑侦工作者们树立了榜样，他不喜欢喊口号，就是默默地干。而他负责撰写的鉴定书向来也都是被当作教材和样本。贾文革一案中，崔道植在数不清的现场照片和绘图中选取了50多张就把现场的状况清晰明了地呈现，正是这些扎实的证据，成为了将贾文革送上刑场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