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运史上出现过两种“全民党”。一种是继承了伯恩施坦衣钵的西欧各社会民主党，他们不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认为自己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以此来掩饰自己与资产阶级右翼政党逐渐趋同的现实，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去政治化”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第二种是赫鲁晓夫所鼓吹的“全民党”，这种自我标榜的“全民党”实际上不仅不是“全体人民”的政党，而实际上变成了一小部分特权阶层统治广大工人阶级的工具，苏联的解体就是特权阶层背叛工农的最终结果。所以这些政党表面上说是要超越工人阶级的利益，实质上是抛弃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变成资产阶级的同谋，不仅不是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反而是从代表大多数人的党变成了少数人的党。如果一个共产党宣称自己成为了“全民党”，那么这个政党毫无疑问已经走上了背叛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道路。

寒竹先生虽然区分了西方式作为“part”的“政治”和中国式作为“全体人民”利益体现的“政治”，但仔细分析这两种“政治”我们发现，寒竹的中国式“政治”和西方式“去政治化的政治”恰恰是同义的，本质上是用超阶级的“全民”话语来替换共产党的阶级话语，而这种替换与共产党的政治理论是完全不符合的。

三、存不存在“代表性断裂”？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二个事实问题。寒竹认为中共不存在汪晖所说的“代表性断裂”的情况。他说：“断言中国存在着‘代表性断裂’的汪晖和王琪都只有逻辑推演而缺乏具有说服力的调查数据。”那么事实到底如何的？

习近平指出：“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工人阶级却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这是大多数严肃地面对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人都必须承认的命题。

在九十年代末的国企改制大潮中，几千万老工人下岗、买断、失业，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钢的琴》这部电影表达了数千万老工人在改制大潮中的失落和忧伤：

“——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沈阳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我至今记得那些向我讲述这些故事的人们的面孔，他们静静的说，无悲无伤，苦难被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到今天，我常常在梦中遇到他们，浑身颤栗不已。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技能高超——否则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台钢铸的钢琴，忠于职守，男人个性豪爽，女人温润体贴，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摘自吴晓波：《钢的琴——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国企老工人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改革开放的经济腾飞正是奠定在这一基础之上。九十年代之后，国家政策的失误以及国企管理层的大面积腐败造成了国企大范围的亏损，可是最终的代价却由这些没有犯过任何错误的“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来承担，他们忍受着“懒汉”的污名，被迫在四五十岁的年纪被抛弃到市场上（私企只接纳30岁以下的劳动力），一句“从头再来”轻轻抹去了这背后的苦难和伤痛。而国企亏损的直接责任人——腐败的国企管理层不仅没有任何的惩罚，却摇身一变，在改制的过程中空手套白狼，鲸吞国有资产而变成耀眼的“民营企业家”。

除了老工人之外，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又诞生了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两亿多新工人。他们必须每天像机器一样劳动十小时以上才能挣得仅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流水线吞噬了他们汗水、青春和梦想，却换不了在城市里最低限度的尊严和体面的生活。一位打工诗人这样写道：

流水线带走的不仅仅是K93

还带走了我们的青春

泡棉衬托着完美的苹果

却衬托不出我们的明天

扫描仪喊出了每一声OK

却喊不出我们内心的FAIL

24小时耀眼的灯光照亮了5S

也照混了我们的白天黑夜

千万次的重复动作打造了完美机台

也挑战着疼痛而又麻木的肩

每一颗螺丝努力的旋转

却转不出我们想要的未来

这就是作为领导阶级的中国数亿工人阶级的基本现状。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离底层的工人和农民太远了，他们完全想象不出在这些每天劳动十小时以上、每月两三千元工资、住着城市贫民窟、像机器一样干活的工人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与知识精英一样，与企业家有“共同的利益”。

一些地方政府违背共产党的政治理念，抱着“唯GDP”的理念，为了片面的经济发展与资本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资本VS工人”的天平上完全站在资本一本，漠视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当代中国工人甚至遇到了马克思都没有遇到过的“未解难题”。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家还只是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并没有拿走工人创造的全部价值。但是如今中国的建筑工人却频频遭遇讨薪难题，一年拿汗拿血换来的辛苦钱一分都拿不到，甚至到了连总理帮忙讨薪都无法禁绝的程度。在去年12·13事件中，讨薪农妇在派出所被警察暴打致死，更反映了领导阶级的维权之难，难到总理都解决不了，难到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当代工人阶级所遭受的苦难，都被“去政治化”的话语给消解了，变成了为了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某些地方政府被利益集团和资本绑架的行为也就被合理化了，他们是为了“全民”的利益而不是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共产党成了“全民”的代表而不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工人阶级为了“民族复兴”的“大局”必须付出牺牲，为了“全民“的利益必须付出代价。某些地方政府甚至公开打出了“剥削越多越欢迎”的口号，赤裸裸地背叛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和阶级基础，为了资本的利益让工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最终也自食其果终结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在一个几乎被撕裂的社会里谈论“全民的共同利益”，是一件多么抽象而空洞的事情。

在“去政治化”的话语下，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现代化的强盛的中国，可是这种话语恰恰遮蔽了数亿农民工和老工人所付出的代价和牺牲，以及这种牺牲背后的“代表性断裂”，而这种断裂为中国的繁荣和发展埋下了隐患。

习近平最近在县委书记研修班上要求两百多位县委书记观看影片《居安思危》，吸取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作为一个与美国鼎足而立的超级大国，苏联当时的国力不可谓不强盛；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苏联仍然是一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经济不可谓不发达；苏联共产党作为列宁亲手缔造的党，作为一个有两千万党员的大党老党，作为一个号称超越了狭隘的“part”的“全民党”，其执政能力不可谓不强。但是在其亡党亡国时竟然没有一个老百姓、没有一个党员站出来，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上千万党员作鸟兽散，造成了“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个中原因，令人深思。

只有重拾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清醒地面对“代表性断裂”的现实，才有可能解决日益增长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平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