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初，中央派李克农与张学良沟通联络，见面会谈时张学良就曾提出这样的要求。据李克农的儿子李力讲：[5]会谈过程中张学良曾说，你们红军能否放下武器，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改编？李克农回答：张先生你不要弄错了，我是谈判代表，不是投降代表，如果这样谈判，那我就没什么可谈了。边说边站起来往外走，被挽留坐下后，张学良又指着地图提出另一个要求，希望红军能把瓦窑堡让给东北军。

李克农说，张将军只要瓦窑堡这点地方，为什么不多要一些？我们共同抗日，从鬼子手里收复失地不是更好吗？经进一步交谈才知道，他是为了用这一“战功”向蒋介石交差，减缓蒋对他的追逼，是做给蒋介石看的。李克农表示理解，但事关重大需要报告，后经中央同意，双方就此达成协议。

毛主席指挥红军东征期间，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谈判，张也提到他再不“进剿”无以回答蒋，蒋已经对他电责，还转给他阎锡山告他隔岸观火的电报。[6]东征返回后，彭德怀率红军主力西征甘肃宁夏，6月中旬东北军分三路向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前进，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撤出瓦窑堡。

当时，军委给一方面军和陕甘宁省委领导发报，专门讲中央机关准备转移的部署。电报说：估计瓦窑堡迟早必失，我军决搬空瓦市，准备作战。中央及军委各机关撤出瓦窑堡后到哪里呢？准备移至甘肃环县北部洪德城、河连湾一带。电报中还进行了分工：由周恩来留在东线，由彭德怀负责布置洪德城、河连湾一带机关，由林彪负责指挥沿途搬迁的机关部队，并对部队掩护、牲口接运等做了安排。

最后还对撤离瓦窑堡解释说，中央此次准备迁移并不改变加速进行西北大联合的根本大计。在干部及群众中应解释，中央迁都是为着直接领导和巩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据地，是为着更便利于发展东西游击战争，是为更易于争取东北军，准备着新的回攻。[7]

但对这个安排，内部有不同意见。几天后彭德怀回电，认为瓦窑堡的重要不轻易放弃，张学良、杨虎城对时局应有温和表示，决不能毫无所闻。他还说，保障陕北苏区是发展西北局面，是促进蒙回民族运动，联络统一战线以力量的推动。瓦窑堡、陕北是全国苏维埃运动最高旗帜，中央机关在必要迁移时，以保安、吴起镇为妥，安边得手后更好。[8]最后，中央还是把瓦窑堡让给了东北军，但也听取了彭德怀的部分意见，中央机关没迁移去甘肃，而是留在了陕北，从瓦窑堡迁到了保安。

不同意见的讨论是需要的，在取长补短中可使决策更完善。

退出瓦窑堡前，叶剑英同东北军前线部队的一个师长见面，告诉他我们准备主动撤走，让他等我们两天，但在执行中却出了意外。[9]

6月14日周恩来电告王以哲，让他的前线部队停止前进，以免造成双方敌对。王以哲接电后南撤。周恩来又电告王以哲，若国民党中央军进占瓦窑堡，我方必定事先通知他们，由东北军来占领。但到6月21日，高双成第八十六师突然袭击瓦窑堡。当时红军大部队都在西征前线，毛主席、周恩来身边没有几个兵，幸好还有警卫部队和红大学员100多条枪，红大校长林彪指挥从早上一直打到晚上，党中央领导机关才撤出来。

这让东北军前线部队很有意见。说好的让他们缓一两天，然后把瓦窑堡让给他们，结果让别人钻了空子。这怎么办？要想办法去补救一下。周恩来紧急调来红二十九军和红三十军包围瓦窑堡，并请李克农与王以哲联系，协商用“打假仗”的办法将东北军引进瓦窑堡。李克农亲带一个排，煞有介事地布置在瓦窑堡南边的山岗上，与王以哲部队一起朝天放枪。6月23日，红军“寡不敌众”撤走，东北军“愈战愈勇”一直进入瓦窑堡城内，高双成部队只得撤出。[10]这一切都如真的，包括我们一些老同志回忆都说，敌众我寡打不过人家。东北军有了占领红都的功劳，可以糊弄蒋介石了。尽管这个过程有意外和缺憾，但这人情是给了，表现出我们与东北军合作的诚意。

共产党高举着抗日大旗，做事有情有义有信，迅速促进了西北“三位一体”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形成。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第一时间把延安让给红军，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延安旧称肤施。清代之前置延安府，肤施为其首县。民国后废府，肤施县直隶陕西省政府。肤施这个名字源于一个动人的传说，释迦牟尼佛的前世尸毗王修行时，见一只被鹰追捕鸽子飞到跟前求救，他便把鸽子藏于自己衣下保护起来，鹰讨要时他不给。鹰说，我不吃它就会饿死，你为何救它而让我饿死呢？这让尸毗王陷入两难境地，佛家讲众生平等，救苦救难不应厚此薄彼，尸毗王最后的抉择是割下自己的肤肉去喂食饿鹰，从而使两个生命都能得救，肤施便是来自这割肉饲鹰的故事。

这个故事佛经有载，尸毗王修炼之地虽然不知何处，但此地称肤施却是始于秦汉，或许更往前，历史漫长。中共中央进驻后，很快以城区设延安市，直属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因肤施县并入延安县，肤施地名逐渐淡出，但那救苦救难、自我牺牲的精神，却被那一代共产党人发扬光大，赋予崭新的时代内涵，成为更加感天动地的延安精神。

敦煌莫高窟北魏壁画：尸毗王割肉救鸽

北宋时期，范仲淹曾在此为官，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相当于具有地方行政职能的省军区副司令兼延安市委书记或市长，当年颇有文治武功，宝塔山石壁上“嘉岭山”三个大字就是他所题写。他的为政经历现在很少有人记起，但他写的《岳阳楼记》却几乎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尤其文中对“古仁人之心”的探求、揭示和向往，那令人感动的境界，完全不同于当今一些精英把兽性当人性的堕落。那是中华文化“别人兽”基点之后高尚人性的张扬，那是一种让所有有良知者肃然起敬的浩然之气、民族正气，极其经典、极其传神地表达了仁人志士的品格与追求。

延安摩崖石刻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他们有什么特征？喜怒哀乐和价值判断，不为外物左右，也不以个人得失来决定。他们身在朝廷的时候，忧虑着底层百姓的疾苦；被放逐江湖的时候，即便是个普通百姓也想着忠君报国，心忧国家的兴衰成败，而不是置身事外、幸灾乐祸。

“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进退得失都在忧虑，你还有快乐吗？什么时候才能快乐？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仁人志士的回答是：老百姓痛苦的时候我怎么会快乐呢？看到天下苍生过上好日子的时候我就快乐了。

圣贤仁人的心是相通的。由此我们想起毛主席：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他什么时候才会快乐？是漫山遍野劳苦大众，是全天下的受苦人还有他们的妻儿老小，脸上泛起幸福快乐的笑容的时候，自己与他们一起快乐高兴。

范仲淹最后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唉！这样的人太少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我们能追随谁而去呢？如果有了这样的人，我们怎能不追随他奋斗视死如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