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晚周恩来到西安，住下的第一件事就是剪掉胡子。找了个刀片不行，找了把剪刀也不好使，只好凑合着把胡子剪掉，因为张学良还在那等着见面。周恩来进中央苏区的时候曾发誓，不抓住蒋介石不刮胡子，所以成了留着浓密胡须的美髯公，西安事变后就再也没留胡子了。

周恩来在延安，美国记者斯诺拍摄

周恩来当晚与张学良谈到深夜。当时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看法很不一致，有的主张杀蒋，有的主张把他送到苏区去，就让共产党收拾他，也有的认为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不但要释放他，还要拥护他当领袖。张学良认为，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周恩来明确表示同意，告诉他毛主席的意见，为了促成和平解决，必须给南京的进攻以沉重打击，使蒋介石反省，在军事上我们也决定给他们以积极的实际援助。[14]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又去“止园”杨公馆拜会杨虎城。周恩来问为什么取名止园？杨虎城说，止戈为武的意思，也是止步不前的意见，自己不求上进的心理。陪同的张文彬插话说，蒋介石上次来西安在这里宴请他，但他看见这两个字死活不愿进门，弄得大家搞不清咋回事。周恩来略思后说，那个蒋中正的正去了头不就是“止”吗？他大概觉得这是不祥之兆吧。[15]

西安杨虎城止园别墅

杨虎城原来估计，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有长达十年的血海深仇，一旦捉住蒋介石，虽不至立即杀蒋，也决不会轻易主张放蒋。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但他也有顾虑：共产党与国民党是敌对的党，地位上是平等的，对蒋可战可和；他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处境就和共产党完全不同了。周恩来对他说：蒋是否会报复，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蒋虽有报复之心，也不可能实现。杨虎城听后说，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

周恩来到西安当晚，就报告了与张学良商定的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第二天，周恩来又报告情况说：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给蒋写了封信：宁抗日勿死敌手，这个敌手是指何应钦和汪精卫。蒋的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对张有以西北问题、对红军求降求合完全交张处理之表示。

此时基本情况已经清楚，政治局又一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张闻天主持，毛主席做报告和结论。

我们可以从中理解一下毛主席分析问题的方法是有益的。他首先分析的是西安事变后的两个方面、两种前途：

他敏锐地看到，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再一个方面，就是这次事变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分析这两个方面的意义何在？因为它决定了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胜利或失败。

由此得出我们的立场和办法。怎么办呢？应与东北军、西北军接近，对他们的态度，不仅不与南京混同，而且与阎锡山也不同，我们对张、杨是同情的。应当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它要取得斗争的胜利，无疑地是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帮助。

毛主席进一步分析：现在的营垒是两方面，一方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另一方是共产党与抗日派。中间还有动摇的中立的一派，我们应当争取这些中间派。有六种力量可以使内战结束：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这六种反内战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他还做出一个基本判断：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

由此，毛主席提出的争取西安事变光明前途的基本方针：

（一）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

（三）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包括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

（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不抱幻想，从底线思考做好各种准备。一分为二地剖析面对的问题，在对立统一中把握斗争方式和主动权，争取事态发展方向于我有利。

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方针之后，就是如何抓落实的问题。

仅19日一天，毛主席就起草并发出14份电报。发给周恩来的电报11份，通报了中央的决定并提出具体的工作部署，让他告诉张学良、杨虎城：必要坚持，更有前途，一点不须气馁。[16]这种韧劲是很重要的。

发给在前线的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有两份，命令他们率领野战军急行军直达长武待命，并派八十一师和二十八军开赴延安接受任务。

致电南京的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遭亡国惨祸。[17]

潘汉年和妻子董慧

有人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作出的，这不符合事实。共产国际12月16日才回电，因电码错乱无法译出，中共要求重发，直到20日才收到了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复电，而中共中央19日就确定了上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