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种情况，张学良、杨虎城不得不秘密研究对策。商定：[12]第一，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决不再打内战，除抗日作战外，决不调到南方去，两军决不分开；第二，尽力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这一“善说”无效，就只好逼着他抗日了；如果前两步都失败了，第三步就上山——跟着共产党红军去打游击，去抗日。杨虎城甚至说：“只要能达到抗日救国目的，我杨虎诚愿把这个摊子（指杨的部队）这样摔了，也响！也值！”[13]

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与蒋介石

1936年12月4日晚，蒋介石带军政要员再度抵达西安，下车后驻临潼华清池。一到临潼，就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师长以上军官分别谈话，要他们听从命令继续彻底“剿共”。这些高级军官表面上都唯唯诺诺，这让蒋介石产生了一个错觉，以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可以供他驱使，为“剿共”内战卖命。于是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式的两个方案：一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全部开到前线与红军作战，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二是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

这都是张、杨所绝对不能接受的。第一个方案，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广大官兵反对，他们已经与红军友好接触，受到抗日教育的影响，不愿再去为蒋介石打内战了；第二个方案，张、杨深知两军一旦离开西北，离开红军，两军又分开，必将为蒋介石所灭。蒋介石逼他们在这两个方案中选择，毫无其他回旋余地，已经没有其他路可走了。[14]

但张学良、杨虎城还不甘心，想做最后的争取。

12月7日下午，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希望以至诚来说服感动蒋介石。他对蒋说，[15]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民族抗日第一，红军的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当前形势，只有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既能统一。他还说，现在部队抗日情绪高涨，不可压制，他个人对蒋一贯忠诚，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能不在这种重大问题上誓死力争。

蒋介石听后不但不受感动，反而比以往更生气，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张学良紧顶着争辩，“苦谏”不行变成声泪俱下的“哭谏”，持续了3个小时之久。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16]第二天，杨虎城又去劝蒋介石，也被蒋拒绝。

这“四劝”已经走到头了，双方谁也不能用道理改变谁，但又必须改变一方时，就只剩下强力改变了。

12月９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在中共和救国团体领导下，西安1万多名学生举行纪念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当机立断，即日动员全国兵力，收复失地”，因为警察枪杀一名儿童，学生们去临潼向蒋介石当面请愿。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制止，如学生不服从就“格杀勿论”。张学良赶到霸桥十里铺，推开蒋孝先将要下达射击令的手对学生说：请你们相信我，我张学良和你们有一样的思想，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比你们的要求还要更加迫切。你们的意见，我一定负责转达，我去讲比你们会更有分量，我保证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你们的要求。

学生们见张学良态度十分诚恳就回西安了，张学良赶到华清池向蒋介石转达学生的要求，蒋介石又训斥张学良没有站在他的立场上，站在了学生的立场上。[17]张学良只得愤愤而归，实际上这时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了。

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

12月11日，蒋介石在临潼召集了没有张、杨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12月12日颁布第六次“剿共”总攻击令，如果张、杨两部不听从命令就解除他们的武装，还密令宪兵第三团和陕西省警察局，开出东北军、十七路军中的共产党人和同情共产党的人的黑名单，准备于动员令下达后逮捕。[18]

同一天，张学良、杨虎城反复商量确定捉蒋时间。决定12日凌晨3时部署完毕，4时在临潼和西安同时行动：东北军负责到华清池活捉蒋介石，西安市东关以东由张学良负责；十七路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的蒋系军政大员，解除西安城内蒋系部队武装，扣留西郊飞机场的战机等，当时市内蒋系人马共有7000多，6500多支枪。[19]

这个时间，应当是抢在蒋介石采取行动的前面了。

12月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联名宴请来陕的南京文武大员，一直到晚10时才散席。散席后张学良立即回到公馆，与在那里等候的亲信干部举行紧急会议，当众宣布“兵谏”计划。他说，我们实在不能忍受了！我已经和杨主任商定，今天清晨实行兵谏，把他抓起来，现在就开始行动。”[20]

抓捕进行得比较顺利。十七路军宪兵营把西京招待所团团围住，进至房间捉军政大员，他们当时也不知是怎么回事，稀里糊涂地被捉了，但在清点人数时，只有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陈调元、蒋作宾、蒋锄欧、萨镇冰、张冲、万耀煌、蒋百里等人，发现少了陈诚、邵元冲。陈诚身材矮小，躲到地下室墙角一个倒扣的空啤酒箱里，后来找到了；邵元冲听到枪声后，打开后窗逃跑，喊他站住不听，被宪兵打中不治身亡，其实他只是民国日报社社长，不跑的话，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去死。

蒋百里就比较洒脱，他刚从欧美考察回来，被请到西安当“客卿”，11日到，12日被捉，他随口吟出两句自嘲诗：昨为座上客，今作阶下囚。搞得大家不胜感慨系之。后来因为与蒋介石在西安共患过难受到信任，坐上了陆军大学校长的职位。

捉蒋介石稍有波折。他住在临潼华清池内院最后一排房子，被枪声和喊声惊醒后，以为红军来袭，披着睡衣从房中跑出，跳后院院墙逃跑，钻到半山腰一块大石头后的夹缝躲避。因为跳墙时丢掉一只鞋子，判定他可能上山了，两个多小时后被搜山部队找到，架上汽车送到西安。蒋介石的秘书被乱枪打死，蒋介石侍卫长蒋孝先被枪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被打伤。

华清池，蒋介石的卧室

西安事变时，蒋介石在这里被捉

1936年12月12日，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的西安事变，就这样揭幕了。

半个世纪后，已是垂暮之年的张学良回忆说，我和蒋先生的冲突没旁的，就是两句话：“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张学良还说：“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因为我真是气呀，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21]

争的什么？是国家、民族的命运啊，这就是政治的终极底线和红线。

晚清政府和袁世凯，突破这个底线和红线完蛋了，蒋介石也是在冲撞这个底线和红线，终于得到他应得的教训。

迄今为止，西安事变已过去近90年了，看到一些人卖力地为蒋介石涂脂抹粉，把是非成败都搞模糊甚至搞颠倒了。深深感到，认知倒退并非不能，如果丢掉国家和民族大义，不以客观事实和实践结果为标准，就没有基本的人间是非可言，也不可能有思想认识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