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张学良身边有一个宋庆龄引荐的地下党员刘鼎，周恩来与张学良的肤施会谈时他也参加了，随后被任命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名义上是张学良的随从副官）。1936年7月初，毛主席电召刘鼎到陕北，与周恩来、张闻天一起听取他关于东北军情况的汇报。刘鼎带回张学良的一个问题：万一东北军与蒋介石决裂时，东北军是否可以与红军合在一起去打游击，去抗日？张学良还对刘鼎说：劝蒋介石抗日的事情，我原来想着有可能，现在看不容易。不如明着跟你们干，旗帜鲜明，然后再逼他抗日更有力。[11]

毛主席要刘鼎把中共中央逼蒋抗日的方针转告张学良，还说，现在大家都要团结抗日，东北军与蒋介石的关系，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原则下也要团结，不要破裂。劝他不要性急，准备更大的斗争。刘鼎转告后张学良非常高兴，表示愿以最大勇气和最有力的办法来劝蒋，以劝蒋联共抗日为己任。关于东北军万一与蒋决裂的问题，也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12]

8月初，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等形势变化情况，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致信张学良说：“我们认为兄部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13]几天后，红军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达成协议，三大主力红军夺取宁夏，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并进而推动全国各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共中央贯彻“逼蒋抗日”方针的重大战略步骤。[14]

张学良希望再派一些党和红军的高级代表到西安，进一步商讨联合抗日的问题。毛主席致函张学良表示：先生之一切顾虑，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八九月间，派出多谋善断的时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元帅，作为红军驻东北军正式代表。主要任务：一是筹划组织西北国防政府；二是组织建立抗日联军；三是培养训练东北军内部的进步力量，组织有抗日思想的青年学生充当东北军的下级干部；四是及时处理一些重要问题。

叶剑英到西安后，住在张学良卫士营营长孙铭九家里，一共住了两三个月，凡是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张都要与叶详谈。孙的妻子开始只知道这个风度翩翩、和蔼可亲、深居简出、生活朴素，俨然一幅学者气度的先生是“亲戚”，后来知道叶剑英的真实身份后，对孙铭九说：“这样的人，在东北军中是找不到的！”[15]

同一时间，毛主席还把自己的秘书，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曾当过红五军党代表、红七军政委的张文彬派到西安，作为红军驻十七路军正式代表。可见，毛主席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

两广事变期间，张、杨与红军联合抗日的意图更加具体化了。他们拟出一个组织西北抗日联军或援绥联军的计划，张学良任总司令，杨虎城任副总司令，与红军的抗日行动密切配合，还搞了一个纲领性的通电宣言稿。但因两广事变失败，这个计划才暂时搁起来了。

当时，有人把这种局面称作“三位一体”。其实质，就是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政治领导，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共同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的策略方针，已经从局部从西北地区实现突破。

据叶剑英发给毛主席的电报说，阎锡山也要请蒋领导联红抗日，为绥远拨款出兵。倘若蒋不干，他决心不顾一切牺牲，撤绥远的固阳、包头、五原、安北、阳河5县给红军，联晋军、红军、东北军全力抗战。[16]这说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已逐渐成为谁也不能违背的大势。

张学良、杨虎城有了联共抗日的共同政治目标后，相互间的矛盾化为合作，甚至成为知心朋友。他们还一起商定改造部队、整顿内部、共同对付蒋介石准备抗日。从1936年六七月份开始，进行一系列具体准备工作：[17]

一是在西安市南郊王曲镇成立军官训练团。团长和副团长分别由张学良、杨虎城担任，训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连以上和团以下的现任军官，请共产党员刘澜波等讲课，灌输联共抗日思想。课堂上可以公开谈抗日，小组会公开讨论联合共产党的问题，还教唱《义勇军进行曲》，这个歌张学良最爱听，还与大家一齐唱。每期训练时间只有两个月，但收效很大。

二是成立抗日同志会。以东北方面具有抗日联共思想的积极分子组成秘密核心组织，张学良自任主席。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是东北军少壮派，掌管着各项机密工作，包括秘密抗日活动、与共产党联系和人事工作等。

三是成立学兵队。主要为张学良培养新的抗日干部，队长是张学良卫士营二营营长孙铭九，队员大部分是北平地下党介绍去的抗日积极分子，很多人参加过“一二·九运动”，还有一部分是中共地下党员。

四是联络各地实力派。绥远抗战爆发后，张、杨秘密派出代表，到广西联络李宗仁、白崇禧，到新疆联系盛世才，到太原、北平、济南联络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到四川联系刘湘，试探各方面态度。

五是支持群众抗日运动。中共组织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救亡会，简称“西救”“东救”，西安各学校均成立教职员救国联合会、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抗日游行和群众大会，虽受到警察干涉，但十七路军宪兵营暗中保护，还有东北军武装部队支持。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12月9日1万多名学生在西安举行爱国请愿游行，成为西安事变爆发的导火索。

从1935年底到1936年底，仅仅过了一年的时间，西北地区相互敌对的三方力量，竟然能从剑拔弩张发展到“三位一体”，难以想象的事情成为现实。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推动要见结果了，历史的车轮要转向了。

[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77页。

[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77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3-614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4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2，619-620页。

[6]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9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406-407页。

[7]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书信、报告、日记》第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10-111页。

[8]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五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62-183页。源自杨虎城绥靖公署主要做东北军中上层联络工作的交际处处长申伯纯回忆《西安事变纪实》。

[9]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五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19-127页。

[10]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文告、决议、讲话》第四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9-75页。

[11]童小鹏著：《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5页。

[12]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五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67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6-567页。

[14]徐占权、徐婧著：《决策•存亡——长征中重要会议的解读》，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第378-379页。

[15]《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128页。

[16]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电文（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90页。

[17]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五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69-176页。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