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我们在观察者网开设专题视频节目——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一起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文/王立华】

第一部分：扭转历史车轮

十五、西安事变前的“三位一体”

这一节的主题是：西安事变前，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三位一体”。

山城堡战役后，胡宗南部被迫全线后撤，进攻暂时停止了。但蒋介石仍在大力调兵遣将，企图把红军彻底消灭掉。面对这样的形势，毛主席是如何认识的呢？

此时，毛主席正在研究哲学，读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几个月里连续读了三四遍，写了大量批注。这也反映在他对形势的思考认识中。山城堡战役胜利第二天，他在给朱德、张国焘和方面军领导的电报中指出：

“现时敌军中发展着四种矛盾：第一种是抗日与“剿共”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蒋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矛盾；第三种是上级的严令进攻与下级的对红军恐惧的矛盾，此种矛盾现在极大发展着；第四种是官长与士兵间的矛盾，此种矛盾以近日的物质困难与疲劳而加深。”[1]

哲学方法论要求认识和分析客观存在的矛盾，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推动矛盾转化到有利于己的状态。毛主席在分析矛盾后提出下述要求：

第一，要准备彻底击破胡宗南。红军要更加团结一致，统一指挥，忍受与克服一切困难，不失每一个有利时机，灵活调动部队，准备连续战斗，坚决地各个击破进攻之敌，首先是彻底地击破胡宗南。[2]这里讲的是一个前提，首先是要打赢，胡宗南的进攻不击破，其他一切都谈不上。

第二，用两手对两手。虽然蒋介石比过去强硬了许多，但还是站在中间地位，对日仍力求妥协，对我力求缩小苏区打击红军，但已经觉得困难，许其部下与我谈判。在山城堡战役之前，潘汉年与陈立夫谈过3次，对方态度十分强硬，只能搁浅。山城堡受挫后，陈立夫又派人到上海找到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能中止，那就继续谈。我们的政策：“一方面从人民、从反蒋军阀、从国民党内部造成运动；一方面红军消灭蒋军，双管齐下，迫蒋妥协。苏区与红军任务坚持打蒋，不稍放松。”[3]不能因为正在谈判，就这也不敢那也不能，总怕得罪了对方，负责打的只管打，打得越狠越有利于谈。

第三，对胡宗南部队释放善意。胡宗南军山城堡失败后，内部充满着联俄联共、一致抗日的空气。张学良建议我们，对胡军勿作仇敌，应尽力争取，我们对此建议完全同意。毛主席致电彭德怀立即采取如下办法：（一）首先释放一部分俘虏，勿骂其长官。（二）用诚恳与尊重彼方态度，分别写信致胡宗南、孔令恂、周祥初（孔、周都是胡宗南的师长）。（三）派人到豫旺见胡。（四）用毛、朱、张、周及各方面军各军团各军首长名义，发表告胡军官佐士兵书，简单明了说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志愿。[4]即便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也要尽力争取，促其转化。

第四，对潘汉年明确谈判方针。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我们愿意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个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5]讲得很明白，愿意谈判，不是投降，不是私家之计，而是为了抗日救亡，只要抗日，可以不坚持形式上平等，离开抗日不可能谈。

第五，争取社会各界支持。毛主席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给南京政府、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党派、各界、各武装队伍及全国人民写公开信说，[6]在日伪匪军进攻晋绥的前哨战已经开始，大规模侵略战争即将爆发，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关头之时，我们向全中国人民宣言：全中国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现已集中完毕，只要给我们以抗日去路，我们准备立即开赴晋绥前线，并愿意接受全体抗日军最高统率机关的指挥，为保卫晋绥、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血战到底。

第六，直接给蒋介石写信做思想工作。毛主席以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高级将领和中国人民红军的名义写信，对蒋介石说：全国人民对绥远抗日将士的援助是何等热烈啊，而先生你却集全力于自相残杀的内战，西北各部队的官佐士兵心理如何，我们身在战阵都知道，他们与我们的心并无二致，都想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就连先生你的嫡系劲旅胡宗南军，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并不是该军真的不能打仗，而是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给红军啊！人心与军心向背如此，先生你为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啊？

信中最后说：

“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及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也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挂功臣像的凌烟阁，就是载入中华民族英雄史册），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惮，害怕的意思，孔子的话，意思是有错误不要怕改正），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是要悔过自新的意思，只要不再作恶，也可以成佛啊）。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7]

道理讲清楚了，话说得很重也很实，因为亡国灭种危机已经迫近，不能太客气了。现在回头来看，蒋介石如果接受这些真理和建议，几天后的西安事变就不会爆发，但他执迷不悟，根本听不进去。当然，他能不能听进去都不要紧，抓住一切机会锲而不舍地阐发我们的主张，一点一滴地渗透，功夫下到了总会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