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哥老会、青红帮等实力派，在当地有一定影响，我们就派出政工干部，给他们讲解毛主席发表的对哥老会宣言，争取他们在共同抗日救国的前提下与红军联合起来，共赴国难，红军的领导还与他们的上层人物互相拜访、座谈，请他们到苏区参观、吃饭，他们的龙头大哥也回请我们，以当地的最高规格和礼仪接待，推动了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10]

最重要的是对回民群众的争取工作。在西征前，野战军政治部专门下发了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告诉大家，向西行动所经过的甘肃、宁夏两省，回民群众占人口总数1/2至3/4，要加紧争取和帮助回民走到抗日和反国民党军阀卖国贼的战线上来，为回族的自治和解放而斗争，创造西北新的伟大局面。

还提出三大禁条和四大注意，三大禁条是：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就是不准吃猪肉，甚至不准提猪字），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是：讲究清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器具，注意回汉两大民族团结。在西北高原上吃水很困难，有的村庄老百姓吃水，要到几十里路外的山下去挑水，红军一些部队就实行“满缸水”运动，给回民家的水缸挑满水。回民爱清洁，就帮助他们打扫街道和院子，把打土豪得来的粮食分给穷苦回民，还摧毁反动地主武装，组织自治政府，帮助组织回民自己的武装，如同心县回民游击大队、江湖救国游击队等。

这些，得到了回民的热烈拥护。他们请红军去洗澡，请红军去吃全羊，把红军当成回民的亲人，很快就把马鸿逵残酷统治的地区，变成了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

图7 1944年，毛泽东和马海德在延安

红军西征到宁夏时，著名的外国医生马海德也到了前线。他出生于美国的黎巴嫩移民家庭，与美国记者斯诺一起，是最早到陕北红色根据地的外国人，他是白求恩、柯棣华等著名外国医生的接待者。他随红军到宁夏后，当地阿訇听说他是阿拉伯人，也信伊斯兰教，对他非常热情，为红军争取回族群众起了很大作用。[11]

后来他就成了红军的一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加入中国国籍，是第一个拿到新中国绿卡的外国人。建国后，他是国家卫生部顾问，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研究，取得世界范围的成果，2009年被授予“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又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红军西征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除了杀伤大量敌人外，俘获人枪各2000余，战马500余匹，新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量资材，解放若干个城镇，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新根据地。[12]

加上东征时收回和扩大的根据地，南征北讨扩大的地盘，到1936年8月底，革命根据地面积扩大为东西600余公里，南北300余公里，[13]完成了陕甘宁边区的基本规模。一共多大面积没有找到可靠的资料，但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有个数字，南京政府认定的陕甘宁边区的管辖范围包括：陕西18个县，甘肃4个县，宁夏1个县，还有宁夏盐池县和神府区、关中区部分地区，也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管辖，并为八路军的募补区（应当是有别于直接管辖的定向的人财物招募补充地区）。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已经扩展到北起长城、东临黄河、南抵陕西淳化、西至宁夏固原的广大区域，总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超过现今宁夏的6.64万平方公里，接近现今山西省的15.67万平方公里，如果从陕西省20.56万平方公里中减去被红军占领的地块，面积不比陕甘宁红色根据地大多少。

图8

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时，仅有陕北和陕甘两块被分割的根据地，共4万平方公里左右，而且正处在敌人的“围剿”中。也有研究者说，如果以红军和游击队自由活动范围而论，当时方圆不下1万平方公里，而且只是实际控制着这一带的农村，城镇和主要交通线大都在国民党军队手里。[14]

从1936年2月20日开始，毛主席指挥红军东征，到7月底西征告一段落，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把陕甘两块被分隔的革命根据地，扩大为横跨陕甘宁三省边界的一大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时的3倍以上，也比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最大面积时的8.4万平方公里大多了。

红军成为雄居一方的强大力量，这也是所有敌人不敢轻举妄动的重要原因。有了这样的基础，才能支撑日后红色首都的运转，才能成为后来的人民抗战中心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中心。

从这难以想象的巨大变化中，得到什么样的启迪？

第一，东征、西征，是在看似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胜利之路。

第二，按照现在一些人的说法，中央红军长征到西北也是死地，如果不是后来的西安事变共产党就完蛋了，但历史事实是国民党军的“围剿”一再失败，红军的力量和地盘在迅速扩大。所谓完蛋是一厢情愿的说法，是书呆子的纸面逻辑。

当然，在依然具有强大优势的敌人面前，危机、危境、危难、危险会不断出现，同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也会不断地克服困难、战胜敌人、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三，在发展中求巩固，与那种被动防守、穷于应付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的状态，与红军传统的反“围剿”作战也不同，不是诱敌深入，而是主动出击。毛主席是把握战争本质的主动作为，是下先手棋、打主动仗，敌人还在计划中就打破和改变它，让敌人听指挥，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第四，主要矛盾是决策的根本依据，也是一切行动的根本准则，毛主席善于围绕主要矛盾展开斗争，一步步地扭转历史车轮的方向。

这一节就讲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0页。

[3]第139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8页。

[5]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73-175页。

[6]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53页。源自程子华《西征战役》。

[7]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336页。

[8]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27-128页。源自聂荣臻回忆《西征和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9]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58-161页。

[10]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30页。

[11]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56页。源自程子华回忆《西征战役》。

[12]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9页。

[13]延安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编：《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资料汇编》，现代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14]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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