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征第一阶段，红军分两路西进。红一军团在南线为左路军，红十五军团在北线为右路军，后来红二十八军、八十一师和骑兵团又组成中路军。彭德怀让右路军袭占宁条梁和安边，然后西进攻克定边和宁夏边境的盐池，伪装进攻宁夏，以调动驻守在南面陇东地区的敌军回援宁夏，而后在运动中歼灭回援之敌，并迅速夺取曲子、环县、洪德城一带。

图3

这个调虎离山计是很成功的。当敌人“发现”我军有进攻宁夏迹象时，立即调35师一部回援，而我红一军团正在前面等着他们，在曲子镇歼灭了敌三十五师一零五骑兵旅一部，俘虏了外号叫“野骡子”的旅长冶成章，这是马鸿逵手下最凶悍的部队。紧接着，敌人在阜城组织6个步兵营和2个骑兵营反击，又被红军大部歼灭，俘敌1100余人。红军继续向庆阳前进时，马鸿宾的骑兵团还没打就逃跑了，我们占领了木钵、环县、洪德等城镇。[7]

图4

据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那个叫“野骡子”的旅长，性情暴躁，打仗凶悍，十分野蛮。他据守在曲子镇方圆不过两里的土城内，我们从上午攻到中午仍未解决战斗，经过研究后改进了攻击方法，边打边开展战场喊话，到下午4点半才攻进去，捉住了这个“野骡子”。

在打的过程中，有的领导产生了动摇，说打不下来就算了，部队可以绕道前进，聂荣臻说不行，这一仗不消灭他，敌人会说你们连“野骡子”都收拾不了，还来干什么呀？反过来会欺负我们。前进到庆阳也是这样，有人又不主张打，聂荣臻说一定要打，不打就等于向敌人示弱，这一仗打胜了，敌人就闻风丧胆，我们在这一带就行动自由了。

事实也是如此，打掉了“野骡子”，又与马鸿宾驰援的两个团遭遇，不仅把敌人击溃，还俘虏了1100多人。经过这两仗我军威大振，马鸿逵部队望风披靡，不敢再和我们较量，向西、向北挺进如入无人之境。[8]

聂荣臻在这里所坚持的，是战场博弈的一个根本法则，也是一切斗争的重要原则。就是既要善于拣软柿子捏，又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消灭最凶悍的敌人，越是强敌越不能畏惧。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越是畏惧避让，敌人越不怕你，战胜敌人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完成后，从6月下旬开始进入战役第二阶段。红一军团继续西进到甘肃的靖远和宁夏的固原、海原一带；红十五军团攻占了宁夏的盐池、同心城、海原东、灵武南还有豫旺县城等地。

图5

图6 安边城旧址

现在讲这段历史时就是几句话，似乎真的如入无人之境，其实是很艰难的。就拿中路军攻打安边县城来说，打了两个月都没有打下来，后来就不打了，直到1945年10月，驻安边的国民党军起义，安边城才回到人民手中。这个安边城地处要冲，被敌重兵固守，四周为开阔沙漠地，易守难攻。把安边围住后，对峙了一个多月相持不下，彭德怀命令工兵连去炸开城墙，尽快歼灭这股敌人。

据当时的工兵连连长王耀南回忆：[9]安边城墙又高又厚，侦察后决定实施坑道爆破作业，但这里地下水位很高，又是沙质土，打坑道非常容易塌方，只好找一些板子、木头，边打边支撑。流沙从板缝往下漏，战士们就用自己的帽子和衣服堵，挖不了多深就冒水，只好把坑道缩小，高度降低到80厘米，宽度减小到40厘米。

战士们就像兔子打洞一样，把挖下来的土用手往后扒，再用脚往后蹬，然后装在脸盆里，一个挨一个地往外传。最后终于把坑道挖到城墙底下，墙脚全是大砖砌成的，挖不动，深处有水也不能往下挖，于是就找了几个石匠，用钢钎一点一点地凿，结果被敌人侦听到了，用石磙子和铁饼砸塌了坑道，我们的人也被砸死了，挖了近20天的功夫白费。怎么办？只好另选洞口从头挖，但挖到墙脚时，那些大砖头仍是个难题。

后来一个排长建议，能不能找几个贼骨（应当是那种有经验的小偷）帮助挖，大家听了哄堂大笑。这个排长说，你们不要笑，贼骨肯定有办法，他们偷东西时打洞一声不响，主人睡在屋里都不知道。大家琢磨也有道理，就通过红军在当地村镇的苏维埃政权，找了两个做过贼的人来，果然有一套。他们在墙上打洞时，先是嘴里含上水把墙喷湿，然后用小锯从砖中央锯一条缝，再用扁凿一撬，就把砖撬下来了，基本上没有动静，敌人发现不了。

就这样把洞挖好，把炸药装填上，把城墙炸开了。讲这些就是让大家知道，红军没有重武器，当年是在什么样的艰苦条件下与敌人作战，战胜敌人是多么的不容易，是怎样不怕牺牲、想方设法克服困难的。

占领陕甘宁边界如此广大区域后，重点就是摧毁敌人的支点和肃清民团土匪武装，以最大努力赤化占领区域。所谓赤化，就是发动和组织群众，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赤卫队和党领导下的各种群众组织，从而创建起比较稳固的革命根据地。

当时，围绕打日本这个主要矛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提到重要日程，所以西征过程中几次发布政治工作指示，都要求红军部队把统一战线工作作为与消灭敌人一样的战斗任务。其间，红军无论做群众工作、白军工作、回民工作，都是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的。

最突出的是对白军的统一战线工作。马鸿宾部队本来是红军的主要作战对象，但我们一面作战，一面还要争取他们，不只打军事仗，也要打政治仗。在打“野骡子”冶成章时，攻进去之后他们顽抗，我们就进行战场喊话，要他们不要把枪口对准红军，和我们一起抗日，最后他们全部放下了武器，抓住了旅长“野骡子”，还抓了他的副旅长，但他混在俘虏里面被我们放走了，其实不这样也会释放他的。

被捉住的“野骡子”腿部负伤，我们派医生给他治疗，开始他拒绝，我们当着他的面给受伤的俘虏裹伤，还找当地老乡用担架把他们送回去，“野骡子”看到这种情况，也不拒绝给他疗伤了。他的小老婆藏在浅水井中，被打水的炊事员发现，拉上来以后，她两手戴满了金戒指，也没有人摘她的，最后将他们一起放走了，还派了红军战士护送他们。

俘虏除自愿参加红军的外，都发路费放回家，当兵的三五元，当官的10元。还给马鸿宾和其他旅长团长写了争取信，托他们带回去。一般对象的争取信以军团政治部名义，重要统战对象由军团首长直接署名。这种团结争取“二马”部队的政策，在回民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马鸿宾的一个骑兵团长还专门复信，表示赞同红军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