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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梆:欧洲难民之殇——三种人的两个世界
关键字: 欧洲难民遣返难民难民潮难民危机难民政策欧盟英国皇家部队的退役军人Robert Lawrie,曾是英国利兹市另一个“加莱难民小组”的成员。今年1月中旬,他被法国当局指控“帮助非法移民”而送上了法庭。原来,他在加莱遇到了一位拖着四岁小女儿的阿富汗难民,父女俩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求求你把我的孩子带走吧!让她活下去……”经不住这位阿富汗难民父亲的苦苦哀求,Robert Lawrie铤而走险,把孩子藏在车厢内,企图穿越英吉利隧道。这位四个孩子的父亲,一个好心人,因此揽上大祸,面临22500英镑的罚款和五年以上徒刑。法国和英国近18万民众签名上书,求法国政府手下留情,他目前的情况才总算好过了些。
和《每日邮报》等右派媒体映射的被“野蛮人”入侵的加莱不同,在脸书上,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加莱的义工日记看到一个更全面的加莱。比如这封来自义工Kate Swindlehurst的日记(2016.1.26):“一个叫Adam男孩说起丛林生活(加莱的难民居住在丛林里), 他说这里75%的人是正常的,就像你,我一样,都是好人;另外的25%是mafia(黑手党),坏人,拿着刀枪,寻事挑衅,让这个地方入夜以后就变得恐怖危险。”(根据RT2016.1.24的视频报告,持枪者并不是所谓的Mafia, 而是对难民恨之入骨的某法国极右派)。
敌意派
第三种,是那些公然冲着难民吼叫,让他们滚出欧洲的人。他们是以欧洲极右派为骨干的“敌意派”。
极右派对右派媒体的宣传深信不疑,然而他们中不少人的情况并不比难民要强多少,他们被高失业率和无所事事的贫困生活困扰着,坚信只要把移民和难民都赶走,他们就会重获工作机会;他们中有的人不会拼写,更不善于从历史中发现问题;他们拒绝相信1970年代初的英国工党主席Tony Benn曾说过的话:“政府对难民的态度是非常有预见性的,它如何对待难民,就意味着它如何对待你们这些大多数!”
极右派认为右派政府缩减公共支出,是右派媒体宣传中移民/难民涌入带来的“僧多饭少”的结果,怀着“税收少,国库空,就得省着花”这种个人储蓄意识,他们幻想着右派政府会把救济难民的钱用在他们身上——假如难民都被赶走的话。而据2015年NPI统计,自英国保守党2010年推出一系列缩紧移民政策以来,英国底层阶级的贫困局面并未得到改观,反而不断加剧,贫困儿童数量目前约占29%。
希腊经济学家,前希腊财政部长Yanis Varoufakis曾不止一次地强调:“经济危机的出路既非缩减也非打压移民”,而是如何破解“债务和囤金的双子峰”:“在美国,欧洲和整个世界,几乎每个人都看到了债务的高峰;而另一个,它的双胞胎“囤金的高峰”,却很少有人看到。囤金(Idle Cash),即掌握在富豪和垄断集团手里,害怕赔钱而不敢投资的闲钱。假如这笔闲钱能用在创意生产和绿色能源上的话,它就足以解决人类今天所有的燃眉之急,并改善收入水平和失业状况。
……过去的三个月里,美国,英国和欧洲国家在工业,机械,学校,道路,铁路等基础设施上的总投资是34万亿美元,听上去像是一笔天文数字,但是比起51万亿,在同一时期涌入同一区域,除了炒股和抬高房价以外,却无所作为的钱,34万亿并不算多……
这个债务和囤金筑起来的双子峰,给美国,日本和欧洲造成了停滞不前的收入状况和低需求的市场经济,以及25-54岁工龄人员1/4的失业率……市场的低需求反过来又加重了投资商们的悲观情绪(《资本主义会吃掉民主》TED演讲 2015.12)”。
关于经济低迷和失业率,另一个极右派们视而不见的问题是,右派政府显然更乐意让垄断资本家们把就业机会转移到劳工和资源都更廉价,且不受工会阻碍的国家,或干脆从那些国家直接进口低价产品。拿个目前讨论得最热烈,也最悲催的例子“英钢”来打比方,英国Tate钢铁厂即将裁掉1050份工作,因为它正在以每天流失1百万英镑的速度而频临破产。
可见,类似的产业就算雇佣的全是本土员工,一个移民/难民也没有,在一个缺乏政府干预,只有垄断,没有竞争的环境里,也终究逃脱不了破产/失业的命运——即使超级大明星Michael Sheen站出来说话也没有用(Michael Sheen呼吁挽救英国的钢铁业,BBC Newsnight2016.1.18)。
不去反思到底是谁动了自己的奶酪,政治诉求亦得不到解决,极右派们只好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至纳粹思想里寻找存在感,于是他们中很多人变成了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地方保护势力的代表。
在德国,2015年1005宗针对难民营的袭击中,90%和极右团体有关(BBC.2016.1.29);同时,一个席卷欧洲的极右派组织“Blood & Honour(鲜血和荣誉)”正在崛起,为英国的极右派们,比如National Front(国民前线)和National Action(国民行动)带来“希望”。这些极右分子在网上讨论如何杀掉有色人种,如何破坏清真寺等等。其中一个叫National Socialist Underground(国民社会地下党)的组织,并不满足只在网上过口瘾,目前已经杀害了10名移民和难民。
BBC3的记者Ben Anderson从阿富汗战地返回英国后,拍了一部关于EDL的纪录片《愤怒的英国小青年(Young, British & Angry)》。EDL(英国保卫联盟)是在英国小镇Luton兴起的一个极右派团体,该团体经常在周末上街游行,发表各种针对穆斯林的公开演讲。
纪录片中一个让人回味的细节是,一位EDL的成员一口咬定,当地政府花大量的钱美化穆斯林居住区,却不肯建设白人区域。于是记者找到地方政府发言人,并随其参观了一个刚花10万英镑装修的儿童游乐场。地方政府发言人说道:“EDL的说法是荒谬的谣传。针对Luton镇内大部分的公共设施,我们都会进行不定期的维修和美化,一视同仁,不会以白人区和穆斯林区来界定,哪里更值得美化。”
极右派的偏见扎根于深层的白人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又极易在充满愤怒的草根阶层中蔓延起来,演变成极具影响力的民粹势力,以至于近年来,欧洲议会中出现了法国前线党,英国独立党,德国民主党,希腊金色黎明党,芬兰Finns党,丹麦人民党,荷兰自由党等等,各种欧洲极右翼粉墨登场,崭露头角的政局。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社会的骨干是由前文说到的伪善派和善意派构成的,它会是怎样?它也许继续千疮百孔,但总还不至于绝望;但假如一个社会将善意派彻底赶尽杀绝,只留下伪善派和敌意派,那么它又会是怎样?在此,请记住经济学家Yanis Varoufakis的一句话:“Isis希望建立一个高度极权且完全封闭的世界,我们是否要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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