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欧洲的难民危机，人们大概持三种态度，这三种态度滋养了三种人。

伪善派

第一种是“伪善派”，他们视难民为瘟疫，内心嫌弃得不了，却碍于欧盟人权公约的压力，不敢一个也不收，只好在难民政策上大作文章。比如在丹麦，政府就颁布了一项最新的难民法案（2016.1.26）：“难民随身携带的财物总值若超过1万克朗（约1000英镑），且不具备实用性和情感价值，那么警方就有权没收其财产”；在英国，难民曾一度被要求佩戴“红手环”，不戴就不予发放食物，导致难民们在大街上被“观赏”和羞辱。直至有人拿它和纳粹给犹太人烙上的六角星标志作比较之后，英国内政部才下令取缔“红手环”；在捷克，警察跳上开往德国的火车，将火车上的难民们拿下，每抓住一个，就在他们的手臂上写下一串数字；在法国，因为欧盟法律允许监禁难民，且只要不超过18个月就不算违法，法国政府就千方百计地把难民关押起来，因此它曾一度保持难民监禁人数的最高记录，其后是西班牙，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英国亦有13所类似的监禁中心；在匈牙利，比如2015年12月1日，警察用高压水枪向一辆从布达佩斯开往奥地利和德国的火车内喷水，迫使几百名难民下车……

难民儿童

上述行为的主要支持者是右派政府。右派政府历来看重的是垄断集团和资产阶级的利益，难民不会像血汗工厂那样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所以他们大多数人打心眼里坚信“难民不是为了活命而来，而是为了福利而来”，并以此为由，质疑难民身份的合法性——哪怕是经过联合国难民署确认的难民。在二战大屠杀纪念日（2016年1月27日）的英国议会上，英国首相卡梅伦就火冒三丈地称那些被困在法国加莱的难民为“一群（非法）移民”，指责英国工党主席Jeremy Corbyn慰问加莱的行为是“可笑的”。

右派政府们对这个世界的穷人和难民们充满了鄙视，却又不遗余力地制造他们，也“不善于吸取在中东政策上的失败教训”（见英国学者Peter Mangold的著作《What the British Did: Two Centuries in the Middle East大不列颠在中东的两百年》），把叙利亚许给乐哈希姆家族和法国，把巴勒斯坦许给了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干涉也门内战，出兵伊拉克寻找大规模杀伤武器……现在又向沙特阿拉伯派送军事援助，在也门轰炸医院和平民区，造成数千名平民死亡，成千上万的难民流离失所（《独立报》2016.1.27）。打着“维护中东和平／打击Isis”的旗帜，这些“宁可杀错，不可放过”的战争，在他们看来，是一种绝对的，不容质疑的政治正确——反正不小心炸死的，也不过只是“一群处心积虑想来欧洲讨福利的潜在难民”。

善意派

第二种是善意派，他们是欧洲近代以来民主思想的承袭者，崇尚自由，平等和博爱精神，提倡人道关怀。和那些将“弱肉强食”演变成“狭义达尔文主义”的“丛林之王”不同，他们认为人非野兽，人类社会拥有思想和图书馆，不全是荒芜的丛林，所以人类应该有高于兽类的道德和美德。

善意派大多来自欧洲的左派（注：欧洲左派，不是前苏联的极左派）。欧洲左派并不完美，却是反帝，废奴，选举，工会，女权，福利社会，同性恋，环保，公平贸易，反垄断等各种平权运动的中坚力量。左派知识分子的传统，可以说就是欧洲的人文精神传统。尼采，康德，马克思，马尔库塞，斯宾洛沙，萨特，福柯，齐泽克，巴特勒等哲学家们的思想都对欧洲左派们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他们对难民的同情心，并非像前一秒钟群发“叙利亚小男孩被海水冲洗”，号召正能量和集体默哀，后一秒钟群发“难民都是强奸犯，小心不要穿得太暴露”的人所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种非理性的，不自量力的“圣母”行为。

并不是每一位善意派都主张将难民接到欧洲来。在英国，左派的难民政策表现在英国工党和绿党的章程上，正如工党下议院院长Bryant Chris所说：“对外援助不能切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阻止难民们源源不断地逃往欧洲（BBC问题时间2015.9.24）”。此外，欧洲左派的难民政策还包括断绝Isis的经济渠道；当务之急，确立一个公平的难民分配额等等。

在英国，YouGov的调查数据显示，希望政府接收（比2万名限额）更多的难民，并帮助他们在英国境内避难的民众占31%，不希望接收的占59%。

这31%，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群再普通不过的人，面对着普通人所面对的一切生活压力。比如在剑桥，就有一个民众自发的，支援加莱难民营的小组。小组成员目前近2000人，每周定期向加莱运送救援物资。这些物资包括米，油，鞋袜，图书，棉被，婴儿奶粉，卫生巾等等……这些物资都是小组成员和其社区居民自行捐献的。小组成员里有大学老师，小学老师，律师，工人，超市员工和学生等各行各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