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注释：

［1］Alain Badiou, “The Communist Hypothesis”, New Left Review 49 (JAN FEB 08), p.37。https://newleftreview.org/II/49/alain-badiou-the-communist-hypothesis.

［2］［3］葛兰西：《狱中札记》，见《葛兰西文选》，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2页。

［4］同上，第323-324页。

［5］葛兰西的如下论断在当代语境中仍然值得思考：“党永远也不会彻底定型和完成，但这是指每次进展都提出新的任务和责任而言，而在某些党看来，也是指下面这种怪论可以成立：到了这些党不再存在，也就是到了它们的存在在历史上成为多余的时候，这些党才算彻底定型和完成。这样看来，每一个党既然只是阶级的专门名词，那么，不言而喻，一个提出消灭阶级划分的党只有到它停止生存的时候，它才达到了彻底的自我完成，因为阶级不再存在了，从而阶级的体现者也就不再存在了。” （同上，第344-345页。）也是在上述意义上，我曾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一文中提出“政党的提前终结”这一命题，原因是在阶级及其政治继续存在并有所扩张的时期，政党却由于其国家化而提前终结了。

［6］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0页。

［7］列•达•托洛茨基：《论列宁》，王家华、张海滨译，据莫斯科国家出版社俄文第二版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第17页。

［8］李大钊：《在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李大钊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41页。

［9］［10］鲁迅: 《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载于《国民新报》(国民党北京党部机关报)“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 (1926年3月12日)，后收入《集外集拾遗》，见《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6页。

［11］列·达·托洛茨基：《论列宁》，第100页。

［12］同上，第101页。

［13］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92页。

［14］托洛茨基：《论列宁》，第132、134页。

［15］同上，第135页。

［16］约•阿•霍布森：《帝国主义》，纪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46页。

［17］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09页。

［18］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517-518页。

［19］［20］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孙逸仙》（第九章协力林添贵，人物小传协力杨诗韵），温哈溢译，台北市: 时报出版，2010年，第324页。

［21］［22］第六十期《真理报》(2991号：1925年3月14日)，转引自：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23］同上，第324-325页。

［24］［25］李大钊：《在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641页。

［26］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51页。该文原为“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于宁冈步云山）”，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包括标题和内文均有修订，但基本意思没有变化。原文及校订见载竹内实监修，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毛泽东集》第二卷（1927年5月-1931年8月），日本：株式会社苍苍社，1983年，第15-23页。这里仍按《毛泽东选集》修订后的文字引述。

［27］同上，第51页。

［28］－［31］同上，第52页。

［32］在尚未产生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之前，真正能够阻击病毒的是社会体制。在农村地区，近些年通过乡镇驻村干部，国家行政权力已全面渗透到村庄中；在许多地区的抗疫过程中，驻村干部是主导，动员了村里的党员干部，但基本力量与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相关，如担任日常工作的老人（老年协会）、村委会干部，表现方式是各村自我保护，形成割据、分离，如果发生更严重的疫情，势必需要政府的直接介入，否则冲突性事件的发生可以预期。城市小区，居民来自四面八方，而防疫工作的承担者是街道居委会。这些小区居委会（多与房地产开发之前的当地基层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多年来在小区管理和“维权”中与居民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他们在人员关系、利益上与小区居民多有龃龉，所以实行中，需与小区物业配合，物业遵行的是商业逻辑，街道遵行的是行政命令，两者之间在抗疫之间形成结合，但并没有形成有机整合。相较而言，单位宿舍小区、市中心老小区里保存的社会主义因素和传统邻里关系更多，组织的有机性更强。此外，由于采取社区封闭的方式抗疫，居民日常生活用品的调配是一个重要问题，由此产生了快递公司等商业渠道与政府、社区之间的密切协调，总体而言，是政府、商业、社区和居民之间的成功协调互动。在紧急状态下，人们的出行自由受到限制，移民和无固定居所或职业的人群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如由于社区实行封闭管理，尤其是在抗疫过程的初期，许多没有户口或临时居住证的租户无法获得出入小区的证明，被迫回到自己的户口所在地或长期处于封闭状态），这是高度流动的社会面临的实际困境。但无论如何，社区动员和组织问题是理解中国抗疫取得初期阶段胜利的关键之一。

［33］托洛茨基：《论列宁》，第147页。

［34］同上，第148页。

［35］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7页.

［36］鲁迅：《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见《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