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这样，张君劢告诫清华大学学习理工科的、要去美国留学的学生们，他说：“我的意思，就是要诸君认清今后发展之途径……若专恃有益于实用之科学知识，而忘却形而上学方面，忘却精神方面，忘却艺术方面，是决非国家前途之福。”也就是说他要求学习理工科的人，也需要对艺术、文学、文化、审美、精神方面要有关注。

我们可以看到从东西文明的论战到科学和人文之辩，也就是科学和玄学的论辩，因为他1923年这篇短短的文章，引发了中国知识界的轩然大波。中国知识界的各方人物都卷入了这场论战，我们清华大学的梁启超先生是介于中间的，他说要认识自然一定要用科学方法，人们的情感一定要用直觉的或其他不同的方法。胡适、丁文江这些新文化的科学派则认为科学方法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更多的知识分子逐渐卷入了科学和人生观，也叫做科学和玄学的这场大论战，这场论战发生的同时，正是中国学制改革的时期。

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这场论战，各方面的人都去讨论知识的分类问题，自然科学的知识、关于人的知识、人的知识当中不同的内容，到底应当放在什么知识谱系和学科的什么位置上，这构成了一场大讨论。也就是说，他们要讨论科学和科学以外的知识。从西周到严复，知识就是科学的知识，科学的知识是囊括一切范围的。但到了这时，科学之外还有别的知识，那知识的边界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当时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所以，当时的这场冲突、斗争，我们用这样的几个特点来概括它：第一，用精神的多样性来对抗科学的普遍性，强调人是个性的、不同的，不能用普遍性来解释。第二，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来对抗科学的文明及其普遍意义，每个文明有不同的意义，科学文明不是替代所有的文明。第三，用主体、个人的差异来对抗科学的同一性。所以，在这场冲突中，不是中体和西用的差别、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对立，而是科学和玄学、物理和心理、理性和直觉的对立，构成了这场科玄学论战的主要问题，所以它变成了一个新的知识再分类的过程。这是一个分科之学形成的新过程。

正是在这场辩论中，许多知识分子强调，他们要求的不仅仅是在科学知识领域之上保留形而上学的领地，这个主张在西周、严复那个时期一直存在；他们还要求在科学知识之外建立自主的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领域，将形而上学、审美、宗教、道德伦理、文学，从科学的范围当中分化出来，变成一个自主的、相对独立的领域。

所以人文学科是从科学分类学当中分离出来的，与自然科学并列成为现代大学学术分科体制的一部分。到今天，我们有理科、工科、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这个分类的区分方式是近代的历史变迁、文化讨论影响到知识分类的结果，但是知识的变迁又很明显是受到了西方现代知识分类学的影响。

以人文学科来说，人文学科最核心的部分是文史哲。文学、史学、哲学都有自己长远的、思想的和知识的传统，但是文学、史学、哲学的分类和我们传统知识分类是不一样的。中国传统知识分类有所谓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有汉代确定的“七略”，以后最通行的是“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这样的分类跟我们现代人文科学的分类不同。我们看经部里有《诗经》，它是诗，可它是经学。集部里什么样的文类都有。再比如经学里，《春秋》是经的部分，可是按照我们现在的分类来说，《春秋》同时可以被看成是史的一部分。更不要说子学的变化。这里有相当大的变化。

事实上，到晚清和现代初期，这些分类都不是稳定的。

近代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他说“文学分三向论之，一论著作之文与独行之文有别；二论骈体、散体各有所施，不可是丹非素；三论周秦以来文章之盛衰。”他说的文学概念跟我们近代作为一个学科的文学概念很不一样。“哲学”完全是西方的philosophy这个词的对译，同样也是日本的西周先生用汉字翻译的一个词。可是西周在翻译时用过很多词，有穷理学、理学、性理学、西玄学、西哲学，后来稳定下来叫做哲学。到胡适先生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先生写《中国哲学史》，哲学的范畴就稳定下来，从西方的哲学，变成了我们研究中国自己思想的主要范畴。可是这个范畴并不是原生的，是从现代西方的知识分类里产生出来的。

我们讲史学，中国有非常丰富的史学传统，18世纪中国重要的一个儒学的或者史学家章学诚先生讲，“六经皆史”。这样的史的概念，不是我们今天所说一般意义上的史学的意思。实际上龚自珍还说过：“史之外无有文字焉”，一切都是史，但这样的“史”的意义，并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历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