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两个方面都是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逻辑主导整个社会体制的过程中发生的。社会体制及其多重价值被经济的逻辑控制并取代，而认同政治作为一种对抗方式又以身份建构为特征。人与社群的单一性是这两种逻辑的归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危机需要在两个层面加以解决：第一个层面即将对独特性的承认纳入平等实践之中（其中包含了对身份的承认），第二个层面则是通过批判民族主义-族群主义政治而确认多样性的平等。文化问题不是抽象的身份政治，而是与每一个人（不是抽象的个体，而是镶嵌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价值体系和归属感之中的个人）的具体生活实践和社会关系密切相关。人或文化的独特性只有在交往关系的特定时刻才能被界定。

尽管用社会学的分类概念描述这些群体不可避免，但每一个人的命运因个体因素而各自不同，也由于地域、族群、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而际遇有别。但不幸的是：在世界范围内，这些社会学分类概念正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范畴。在中国，国家对于民族区域的支持是长久的，但公共政策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变化跟不上社会变迁的节奏，许多措施未能有效地改变当地群众的生活问题，有时还会造成新的社会矛盾。由于恐怖暴力现象，内地城市的管理者常常在雇佣、居住、安检等方面对于来自特定区域的旅行者、移民或拥有某些民族身份的公民给予“特殊对待”，其结果是社会政策为恐怖行为所绑架，进一步将族群身份和宗教身份固化为公民的之间的身份界限。如果移民只是“被管理”的对象，而无权参与当地政府的公共决策过程和当地社会的公共事务，社会矛盾和冲突就难以避免。

资料图

在讨论民族区域问题时，我曾经建议用“跨体系社会”取代传统的“多元文化”概念。至少在字面的意义上，“多元文化”概念将族群、文化等视为多元并置的结构，而“跨体系社会”则试图将族性、信仰、性别、语言等要素视为混成与流动的存在——即便一个家庭或一个个体，也都是跨体系的。“体系”之别不同于“你/我”之别，因为个体、家庭、族群、区域、社会、国家或者说所有的“你/我”全部都是“跨体系的”。每一种集体性认同都不过是凸显其体系内的某种一种因素的方式。这是一个社会，而非多个社会的集结；这是一个个体，而非许多人；但这里所谓“一个”意味着本质上的“多”，从而“一个”的多重方面是开放性的。在这个意义上，“跨体系社会”的概念不仅可以应用于民族区域，而且也同样可以应用在其他地区。

在高度流动的社会条件下，民族生活的独特性不能仅仅被解释为与现代社会的主导逻辑相互隔离的文化特征。一方面，公民不只是抽象的概念，也是一些生活于具体的历史、习俗和文化条件下的有着各自癖好的人，从而公民可以与某种集体自治的形式相互连接。另一方面，民族成员参与政治、经济和其他生活实践，宗教生活或某些民族习俗只是其中的一项内容。将认同从其他实践中割裂开来，仅仅聚焦于宗教信仰或民族身份，无论从否定的角度还是肯定的角度，都是对人的生活多重维度的扭曲。只有当现实的个人不仅在宗教生活和民族身份的意义上提出自己的自主性需求，而且在自己的劳动和相互关系中提出普遍性的平等诉求的时候，创造一种平等的社会形式才是可能的。因此，改变雇佣劳动者的依附地位，让所有公民拥有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平等权利，是创造一个安全、正义和幸福的社会的基本前提。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人才可以作为自身生活来源的主人而呈现自身。这个真正的人本身是“多元一体”的，或者说，是“跨体系的”独特个体。

如果我们将移民问题当做自己的故事，像理解个人命运一样去理解每一个流动社会成员的故事，或许对于个人生活和命运的“跨体系性”会有更好的理解。在命运的旅途中，我们并未抹去自己的“来历”，又持续不断地与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文化相互遭遇、交错、疏离、接近，以致融为一体。但即便是融为一体，也并不等同于抹去了各自的独特性，恰恰相反，命运的独特性正是一次次遭遇的产物。公共性存在于不同的视点的相互关系之中，无论是视点的单一化，还是这种相关性的消失，都会导致公共性或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的毁灭。用一位哲学家的话说，“共同世界借以呈现自身的无数视点和方面的同时在场， 而对于这些视点和方面，人们是不可能设计出一套共同的测量方法和评判的标准的。……被他人看见和听见的意义在于，每个人都是站在一个不同的位置上来看和听的。这就是公共生活的意义。……当共同世界只能从一个方面被看见，只能从一个视点呈现出来时，它的末日也就到来了。”[9]当代世界的媒体权力无限扩张却又极端扭曲，能够提供不同观点对话、交流和辩论的公共空间不断被扭曲或压抑。社会冲突经常以宗教矛盾或族群冲突的方式呈现，不同族群内部的批判声音逐渐萎缩，以致有关民族问题的讨论常常以族群身份为界，固化为两极格局。如果公共领域的声音是两极化的，或仅仅代表官方的，那么，视点的单一化就不可避免。

重建公共性的前提是重新界定平等原则，并发展出能够适应当代世界变迁的新的平等观及其相应的尊严政治。为了弥合持续不断的社会危机，不同的理论家基于不同的视角发展出了不同的平等观和正义论，我们可以概括出三个主要的平等概念，即机会平等的概念、分配平等的概念和能力平等的概念。我们有必要在这三组平等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能够综合独特性与平等的新型范畴，即一种多元平等的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齐物平等”的观念。“齐物平等”强调“以不齐为齐”，但它并不同于通常所谓的文化多元主义及其差异政治。通过族群认同以强化差异政治，其后果常常是用一种单一性的力量对抗另一种单一性的力量，不但无助于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的保护，而且也无助于平等的实践。“齐物平等”是对“物”的单一性的否定，也是对“物”的解放，即将物从其“物化”过程中解放出来。只有将生产、消费置于社会、文化和自然的网络之内，纯经济的逻辑才能得到限制，人才能获得自由，人的内在的多样性或“跨体系性”才能充分地呈现。这个充分展示其本质性的“多”的“人”既不能用个人本位的权利理论加以界定，也拒绝将自我的认同和承认的政治限制在由单一的文化认同或宗教认同所界定的集体模式之中。

这是新社会的萌芽，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人类可能的未来。、

（本文首发于《读书》杂志，感谢作者汪晖教授授权观察者网刊载）

参考文献:

[1]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林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第21页。

[2]同上，第24，25，27页。

[3]同上，第27页。

[4]Jürgen Habermas: “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 State”, Multicul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Amy Gutman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37.

[5]Charles Taylor: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bid.，p. 21.

[6] 汪晖：《文化与公共性》导论，见《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第1-56页。

[7]Arjun Appadurai: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Public Culture, Vol. 2, Spring 1990, p. 11.

[8]Charles Taylor: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Multicul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43.

[9]Hanna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Garden City &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59, p.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