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和市场竞争促成了社会转型，也伴随阶级性或阶层性的分化。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或其他民族都存在着新的富人阶级和穷人集团，但在民族区域，阶级构成与民族结构之间常常发生认知和表述上的重叠。我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阶级关系或阶层关系的族群化”或“族群关系的阶级化”。贫富分化现象遍及世界各地，并不必然促成暴力性冲突，但显然是社会动荡的基础条件之一，而在民族区域，“阶级关系的族群化”很可能造成族群间的相互疏离甚至歧视。随着国有企业改制，许多工人下岗、身份转换，失去国营企业工人身份的少数民族工人再就业在总体上比汉族工人更加困难。煤和其他有色金属的开采，以及基础建设（公路、铁路和其他设施）和房地产开发，并不是国家完全垄断的领域，私营企业可以参与这一领域的经营和开发。但无论是矿业生产还是基础建设及房地产开发，大规模资本投入、相应的技术条件和熟练的技术工人，以及至关重要的政府和银行支持，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从宏观的角度看，相比于内地的企业，当地民族产业在这些领域缺乏竞争力。在竞争条件下，多数企业更多雇佣汉族工人，理由是汉族工人文化、技术水准较高，这一经济逻辑甚至渗透在少数民族企业的雇佣原则之中。

在新疆打风钻的矿工们（资料图）

不同民族各有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所谓文化、技术水准的高低并非文化间的高低。说到底，只有从经济逻辑和市场法则出发，文化差异才能直接转化为水平（实际上是商品化的程度）的高低。歧视性观点将这一现象解释为能力差异，而从不追问这一差异究竟是产生于个体的主观条件，还是社会性的宏观条件？以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为例，少数民族人口中能够说汉语的比例远高于汉族中能够说少数民族语言的比例，但这一语言能力的优势在宏观经济背景下不能发挥作用，原因是当前的市场环境是以汉语（或英语）为基本语言环境的，从而汉语也是掌握各种生产和技术技能、形成市场交往关系的前提条件。按照这个法则界定每一社会成员的“能力”，也就等同于预设了不平等的前提。

因此，如果不对机会的平等和能力的平等等概念加以重新解释，而只是按照单一的标准加以诠释，对平等的诉求很可能同时就是歧视性的。真正的能力平等和机会平等不是让不同民族成员脱离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条件相互竞争，而是将文化传统和条件带入创造过程，为新的平等环境奠定基础。能力平等的前提是宏观条件的改善，其目标是让具备不同能力的人能够充分地发挥其才能和享受其劳动成果。

“族群关系的重新阶级化”的另一个侧面是城乡差别的扩大。在人口政策上，中国对少数民族实行优惠政策，维吾尔族人口从1949年的300万上升到现在的950万就是例证。根据去年的人口统计，实际数量还要更多，上升的趋势是显然的。但是，伴随少数民族人口增长有两个重要现象：一是土地与人口矛盾的加剧，二是以经济为动力的大规模社会流动所导致的人口分布的变化。三农危机和大规模移民是整个中国社会变迁和危机的缩影，其集中的表现是城乡和区域间不平等的扩大和持续。三农危机和社会流动是普遍现象，为什么在民族区域会成为民族矛盾的根源呢？首先，在新疆等民族区域，少数民族以农业人口为主，而汉族以城市人口为主，即便在少数民族居于多数地位的南疆，城市中的汉族人口比例也在迅速扩张，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极易转化为族群间的对立；第二，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是以区域不平等及由此产生的依附关系为杠杆的，由于区域不平等也体现在资本、社会网络和能力等各个方面，大规模社会流动也在民族区域造成了资本之间、社会网络之间和劳动力质量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关系。与贫困地区的青年被抛入社会边缘相伴而来的，是暴力现象的频繁爆发。在南疆，许多汉人被迫离开他们长期居住的乡村地区。原先历史形成的混居模式在一些地区逐渐衰落甚至消失。因此，现行的发展模式无法保障各族人民的文化能够获得同样有力的发展。

在西藏、新疆和许多地区，大批农户获得了由中央政府和当地政府提供的资助，他们住上了新的房子，有了新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国家对于新疆贫困地区的扶持和投入巨大。这些工作并不完美，但从再分配的角度看，的确可以视之为社会主义传统的延续。社会主义体制试图改变劳资关系以解决工业化条件下的社会分化，它必然涉及分配和能力等两个方面。除了通过税收、投资、扶贫和其他手段促进区域关系的平等化之外，民族区域自治条件下的分配体制也集中体现在对少数民族的优惠和扶助方面。在公有制条件下，所有权概念并不存在族群分际。但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私有化过程为产权的民族属性提供了条件，原先的民族政策蜕变为纯粹的经济优惠政策（即以倾斜照顾政策为特点的分配体制），而后者在市场条件下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由于共同目标的蜕变或丧失，针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常常让当地汉人（尤其是普通劳动者）产生未被平等对待的感觉，也成为不同族群间相互歧视的根源之一。“民族区域”是一个整体概念，不能只强调民族而忽略区域，或只强调区域而忽视民族，从政策上说，就是要在重视民族区域与内地差别的同时，对民族区域内部的人口实行或逐步实行平等对待的政策；但如果没有一定的制度创新作为前提，这一平等对待政策本身也可能被诠释为新的不平等。

面对族群关系的复杂局面，通常的方式是重申和改善原有的民族政策和社会政策。这是必要的，但社会积累和再生产的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仅仅在原有框架下进行调整难免杯水车薪。新的社会矛盾及歧视性现象是伴随着大规模社会流动而产生的，即便冲突和矛盾发生在民族区域，也未必完全是当地社会关系的产物。因此，新疆问题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加以解释，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求解之道。以2009年“7.5”事件和2014年7月30日喀什阿提尕清真寺大毛拉居玛·塔伊尔（جۈمە تاھىر，Jüme Tahir）遇刺事件为例。“7.5事件”及随后两天的冲突是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一场严重的、以民族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针对当地居民的暴力事件，但这一事件的触发点却是广东韶关在维吾尔工人与汉族工人之间发生的斗殴事件。2009年5月，韶光旭日玩具厂从喀什疏附县招收了800名农民工，由于随后在厂区发生了抢劫、强奸等事件，引发了当地汉族工人与维吾尔族工人之间的械斗，约120人受伤，两名维吾尔族工人死亡。这一由具体事件触发的冲突很快通过社交媒体，以夸张的、流言的、甚至挑唆的形式传播至新疆，进而在当地社群引发激烈反应，为此后发生的“7.5”暴力冲突埋下了祸根。“7.5”事件后，喀什阿提尕清真寺大毛拉居玛·塔伊尔公开表示针对平民的“7.5”事件是犯罪行为，与民族、宗教问题无关。他强调：《古兰经》并不鼓励人们驱赶非信徒，也从未要求信徒以暴力与他人为敌。2014年7月30日，74岁的大毛拉在阿提尕清真寺门前遭到暴徒袭击身亡，袭击者之一的努尔买买提·阿比迪力米年仅19岁，而唆使者的年龄几乎与刺杀者一样年轻。他们通过手机接触网络中的宗教极端主义蛊惑。新的极端教派和思想并非当地社会的产物，而是通过各种途径从中东和中亚地区传播至新疆。在后一个案例中，刺杀的对象既非汉人，也不是伊斯兰教的异教徒，恰恰相反，大毛拉既是维吾尔人，也是伊斯兰教的虔诚信仰者。这一事实与大毛拉身前对于暴力行为的定性高度吻合。拉居玛·塔伊尔毛拉遇刺在维吾尔社群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也产生了对宗教极端主义和蒙昧主义的警觉。

努尔买买提·阿比迪力米

在前一个案例中，远离家乡的农民工在异地形成了一个新的社群，其特征是与地域关系相脱离，却既被当地社会也被自身指认为一个少数民族社群。如果人们只是将个别犯罪事件视为个体行为，结果自然极为不同，但在认同政治中，维吾尔农民工与其他群体的重叠特征（如公民、农民工及每一个人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角色等等）逐渐被抹去，而其民族和宗教身份被上升为压倒性的特征。要想让个体行为与群体认同相区别，其前提是在同一群体中产生不同的声音和表述。在一个混合型的社会中，身份认同的单一化的结果就是维吾尔人/汉人、伊斯兰/非伊斯兰成为最为明确的区分标记。在第二个案例中，新的极端宗教派别以宗教和民族的名义扭曲宗教和社会关系，用网络形象的方式构筑出想象的、很可能是支离破碎的民族形象或者宗教世界图景，煽动年轻信徒实施恐怖暴力活动。

早在1990年代初期，基于对类似现象的观察，印度裔人类学家阿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rdurai） 断言：“非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现在业已是全球原教旨主义的核心。”[7]

跨体系的人与承认

有关民族问题与移民的争论聚焦于如何理解普遍平等的原则。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以公民概念为中心，认为平等尊重的原则就是一视同仁的原则，即将平等尊重建立在忽略人与人差异的普遍人的概念或公民概念之上。另一种观点将平等尊重与文化承认联系起来，认为即便在流动的条件下，如城市生活中，也应该考虑民族区域曾经实施的“承认的政治”。“前者指责后者违背了非歧视性原则。后者指责前者将人们强行纳入一个对他们来说是虚假的同质性模式之中，从而否认了他们独特的认同。”[8]但这两种观点果真是无法调和的吗？

“民族区域”概念将自然（在漫长演化中形成的地理、气候和其他区域条件）与人类的生活和流动结合起来；稳定、变迁、多样性的内在化（自然化）和持续的开放性构成了区域的特征。因此，区域的形成是社会史的一部分，也是自然史的一部分，区域的自主性（它必然是多样的）不能单纯地从人类中心主义及其各种表现形式的角度加以界定。这一概念也包含着对于构成区域的自然要素的理解和尊重。在当代语境中，民族区域自治从两个方面被瓦解，即一方面，民族区域自治中的自治因素（差异因素）大规模消失，以致自治概念实际上无从界定，另一方面，民族区域自治中的民族区域概念被简化为民族概念，以致多样性平等的内涵被排他性的、单面的认同政治所裹挟——认同政治将人及其社群的丰富性全部凝聚于族群或宗教身份的单一性，从而以另一种方式——甚至是多元主义的方式——将人单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