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即4月9日下午，黑茶山地区一位区委书记急忙到晋绥公安总局，报告了4月8日午后，一架飞机在黑茶山坠毁的噩耗。在紧急上报晋绥分局和中央的同时，公安总局即派得力人员奔赴黑茶山，控制和保护飞机失事现场。

10日一早，谭政文带秘书顾逸之（兼机要股长）率队赶到黑茶山。山上遍地枯草的现场弥漫着浓浓的汽油味，飞机残骸散落在被撞巨石不远的山坡上，头、尾分离，机身爆炸起火。

谭政文

在残骸东西两侧较远处，首先发现了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和叶挺四位烈士的遗体。他们四人大概坐在一起，遗体虽有折损，但都很完整。除叶挺外，谭政文对这三位中央委员都很熟悉。他强忍住悲痛，命公安干警将烈士遗体陆续搬运到山坡上的一间破房子里，由他亲自守护并拍照留证。

11日清晨，人们掉着眼泪，继续寻找、识别甩落四处的其他烈士遗体。包括叶挺夫人李秀文及其一儿一女和黄齐生老先生，包括李少华、彭踊左、魏万吉、赵登俊、黄晓庄等同志。我方牺牲共十三人。美军机组四人均死在驾驶室内，被挤压得粉碎，大部分散落在机头附近，只能用抬筐运走。

晋绥军区卫生部派国际第六和平医院外科医生董炳坤等，对烈士遗体进行清洗、防腐、矫形、整容和整装等工作。

其余晋绥公安总局、兴县地区分局和兴县公安局大批干警，在总局一室主任金昭典和二室主任狄飞等同志带领下，集中力量精细地寻找、收集、清查和整理烈士们的遗物：大量的绝密文件和干部档案及手表、钢笔、眼镜、照片、证章、钱币等。

12日，现场工作结束后，谭政文指示秘书顾逸之详细绘制现场示意图，将飞机残骸的散布及烈士遗体的分布详实标明。至17日，顾逸之已按谭政文要求，草拟出了黑茶山空难的专题报告。

从黑茶山到岚县机场，约一百五十多华里。护送烈士棺木时，沿途各村均设立了烈士灵堂并搭起了祭奠牌楼，各专区、各县的党政干部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分别来守灵、吊祭。沿途自发来抬棺的群众有六千余人。

17日，由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主持，晋绥边区各界人士在岚县机场举行了公祭“四·八烈士”的追悼大会。

根据中央来电指示，晋绥分局派谭政文18日乘美军专机护送“四·八烈士”遗体回延安，并向中央面述详报。谭政文让顾逸之将报告材料、现场示意图和全套复制照片及全部遗物，备好随行。

18日早晨谭政文一行赶到岚县机场时，美军专机已在等候。一开始，美军机组要求先装运美军遗体，被谭政文驳回。经说明了“四·八烈士”身份的重要性后，便将三位中央领导和叶挺及其亲属的遗体用白绫包裹，绑在简易担架上抬上飞机，平放在机舱内。其余六位烈士遗体和美军人员遗体，由另机再运。

待遗物等也全部入舱后，谭政文与顾逸之各带配枪登上飞机，坐在机窗旁边。他们二人都是平生第一次乘坐飞机，又是全程参与空难的善后，心情难免有些紧张。约飞一小时，即下午一点左右，飞机平安抵达延安。

东关机场上人山人海，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林伯渠、徐特立、蔡畅、杨尚昆等领导率万余众，同烈士们的家属一道肃立迎灵。飞机降落后，中办主任杨尚昆亲自带吉普车接走了刚下飞机的谭政文、顾逸之，谭政文直接去中央汇报。

在车上已睡“死”了的顾逸之，则被送到中央社会部招待所，第二天才醒过来。连续九天心情悲痛的日夜加班，使这位机敏干练、精力充沛的年轻干部，身心疲惫。

19日上午十时，延安三万党政军民各界群众，在东关机场隆重举行追悼“四·八烈士”的公祭大会。

“四·八烈士”公祭大会

大会是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杨尚昆主持，由朱德、刘少奇主祭，林伯渠、贺龙等陪祭，康生恭读祭文。同日，重庆各界亦举行了追悼“四·八烈士”大会。周恩来双泪长流，痛致悼词。可谓红白两区、天地同悲！

当年我父亲谭政文向中央报告黑茶山空难情况时，说明对失事现场和飞机残骸反复勘察，排除了制造爆炸和空中自炸的可能性，而确定为撞山爆炸。并就此列出了三个疑点：

一、飞行技术。机长兰奇上尉是有三千小时飞行经验的老飞行员，技术可靠。不存在驾驶技术问题。

二、飞行方向。西安到延安，应是向北直飞，航线简单，但却偏离航向飞向了远在东北方黄河以东的黑茶山。如排除技术事故，则导航的磁罗表一定出了问题。

三、飞行高度。C-47运输机正常飞行高度六千米以上，却撞在了只有两千米的黑茶山侧锋巨石上。即使黑茶山局部气象的能见度较低，也不至于低飞若此。

如排除技术事故，则高度表也一定出了问题。因当时飞机尚没有“黑匣子”，解放区及我保卫部门也没有处理空难的经验和侦查手段，所以虽心存大疑，却只好以“雾浓迷航，撞山失事”的口径向外公告。但黑茶山空难真相未解，始终是父亲心中对中央、对“四八烈士”们一个天大的歉疚。

然而，由此国共双方立下了一个新规矩：此后如需我方人员乘机出行，则必须有一名将军少将以上级别的人员同乘，方可成行。其防范有人从中搞鬼的意图，十分明了。

但俗话说，“锁君子难锁小人”。黑茶山空难中，美军机组同伴殒命，并未让主谋和杀手有半点心障。所以，如真有更高标的的需要，舍弃个把少将级干部，怕也阻止不了国民党反动派继续作恶。

1955年，叶挺长子叶正大在苏联留学学成归国，去探望周恩来总理时，讲到黑茶山空难，总理直言“肯定有人做了手脚！”总理既熟悉叶挺，又了解蒋介石，他讲到叶挺的功勋、气节，也讲到蒋介石的卑劣、凶残。

他说：“蒋介石是什么人？这个人对付政敌无所不用其极！”说此人“为了排除异己，利用特务做手脚是很容易的”。叶正大中将晚年说起父亲遇害往事，仍难忍对国民党特务的切齿痛恨！

1946年3月，戴笠在岱山撞机暴毙后，毛人凤能否在军统局“接班”，接过“戴老板”衣钵后能否初战立功，大约是4月8日前毛人凤萦绕于怀的心腹大事。

所以，给杜吉堂下达谋杀“四·八烈士”指令的“军统头目”是谁？是不是毛人凤？毛人凤是否亲领了蒋介石的密杀令？这都仍然是个谜。那个临终揭秘的“杜吉堂”，是否确有其人？如系“化名”，必有苦衷，这又是新谜。

“四·八”烈士纪念碑。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十五年间，虽有关心者多方核查，但至今仍无确信。然而，无论如何分析推理，本质上，黑茶山空难是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毛人凤之流）指派军统特务制造的谋杀案，确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前的这桩血债罪案，将在“四·八烈士”的纪念碑前，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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