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看中秘，一种“殖民”的居高临下？

此次事件在外媒圈引发了诸多讨论的同时，也将“中秘”这个群体推到了舆论的中心。

中秘，即外媒的中国雇员，有时也被称为新闻助理、研究员、翻译。外媒记者的大量日常工作需要依靠中秘来完成，然而由于中国政府的规定，中秘没有新闻采写权，无法在报道中单独署名。

“中秘的话语权小、认可度低、责任却重大”。在一家国际通讯社供职了十年的记者伊女士这样总结中秘的特质。薪酬不对等、上升空间小、没有成就感、政治风险高，这些都成为了中秘们最常见的考虑，也常常导致外媒记者与中秘之间紧张的工作关系。“中秘俱乐部”等微信群常被中秘们用来倒苦水，甚至还定期制作排行榜，吐槽合作过的奇葩外媒记者。

张超群的揭发行为被中秘圈力挺。曾身为中秘的黄昱帆向世界说表示，张超群愿意站出来大家都很支持，因为认真敬业的记者都会对造假本能地厌恶。他合作过不少让人敬佩的外媒记者，但“这个行业也和很多行业一样，良莠不齐”。

一位名叫Yajun Zhang的前中秘针对张超群事件写了篇流传颇广的文章，将中秘的困境形容为“夹在国家机构和外媒之间”，他们是“媒体中的夏尔巴人”，类比青藏高原上助人登山、不计功名的夏尔巴人。文章引起不少中秘的共鸣。

来源： UNclimatechange （CC BY 2.0）

在外媒记者伊女士看来，这次事件反映出外媒在中国当前的运行机制，需要有所改变。这种建立在语言和文化的隔阂之上的机制，有时会给不道德的行为留下漏洞。“中文很难，中国文化很特殊，中国政治很复杂”，这些都意味着很多外媒记者需要严重依赖中秘来完成工作，但他们对中国的知识很可能还不如中秘。中秘如果发现记者有问题，但没有一个好的举报机制，声音往往不被听到，甚至可能会影响他们找下一份工作。

中秘的晋升机制也是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位不愿具名的外媒记者向世界说表示，中秘不能成为外媒正式记者、不能署名的规则非常不公平。他目前供职于一家国际财经媒体，自己刚开始入行新闻业时也是从助理做起，18个月以后转为了全职的记者。但他周围有很多优秀的中国媒体人，因为规则的限制只能多年一直停留在助理的位置上。

伊女士还提到自己的一个观察，不少外媒记者在看待中秘时，会有一种类似“殖民”的态度、一种高高在上的权威。记者在回到自己母国时是不允许有这种态度的，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时就有。这当然也不是新闻业专属，跨国企业也会有。“但记者应当该按照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否则我们怎么能说，自己的工作是为了公共利益呢？”伊女士说。

至于事件是否会对外媒的整体声誉造成影响，伊女士认为，肯定会有，但这只是个例，并不是所有外媒都这样。外媒社群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反思下外媒在中国的运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她认为，驻华外媒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联结”角色，而不是敌对。

“在我看来，这次事件并不是什么中外对立、中西对立。”黄昱帆说，“而是对与错的对立。”

荷兰媒体的冷感回应

“我感到很惊讶。他（盖澄澈）可以说是荷兰最受尊敬的记者之一，经验丰富。”荷兰记者Jannie Schipper向世界说这样描述了她看到造假丑闻时的感受。多位荷兰媒体界人士向世界说表示，盖澄澈在荷兰新闻界从业多年，非常资深，有很多忠实读者。他曾外驻过多个国家，明年即将退休。

NRC在荷兰媒体业有着超过百年的根基，与Volkskrant（《人民报》）和Trouw（《忠诚报》）被认为是荷兰最重要的三家报纸。左翼自由派的立场、国际化的报道角度为它迎得了不少精英读者。

Trouw媒体大楼 来源：Alper Çuğun摄（CC BY 2.0）

Volkskrant大楼 来源：tmarringa摄（CC BY-NC 2.0）

但驻华记者涉嫌造假一事并未在荷兰媒体圈引起太多关注。截至世界说发稿时，除了NRC的回应声明，在其他的荷兰语媒体中，只有一家名为villamedia的媒体行业网站援引NRC回应做了报道。荷兰的主流媒体尚未看到相关报道。

“一个丑闻事件，如果没有引起国内的足够关注，报社的重视程度会不一样。”荷兰媒体Trouw的驻华记者施云涵表示。她所供职的Trouw几年前曾在荷兰经历过一场造假丑闻，当时一名报道国内事务的记者编造了海牙地区穆斯林极端化的故事，引起震动。事后Trouw出台了比之前更严格的实名采访制度。该制度也被应用于Trouw的驻外报道中。

Jannie Schipper曾担任包括NRC在内的多家荷兰媒体的驻中东记者。她感到，大多数情况下媒体编辑部与驻外记者的合作，“更多是基于高度的相互信任，而并非系统的事实核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