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蜀疑云

围绕在张献忠身边的，总是少不了他在四川的“暴行”。《明会要》记载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有人口三百一十万，而到了清初四川结束战乱的顺治十八年（1661年），根据《四川通史》数据，在籍人口锐减到了1.6万户，约8万人（但实际人口肯定不止8万，因连年战乱，有大量流民无法统计）！上百万的人口锐减，自然不会是自然死亡，那么谁是这个罪魁祸首呢？

在民间流传深远的一种观点是：张献忠是屠川的刽子手，他统治四川期间为巩固统治，报复地主阶级和四川百姓，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以至于川省十室九空，清康熙年间不得不移湖广百姓填实四川。此种观点也有众多史料支撑，《明史》、《蜀碧》、《蜀警录》、《蜀难叙略》、《蜀龟鉴》、《后鉴录》、《客滇述》、《圣教入川记》中都有部分记载：

这些史料或为清朝官修正史，或为明朝遗民笔记，或为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从不同方面记录了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在四川的杀戮行径，也正是有着这样一些史料的支撑，使得张献忠“坐实”了“川中屠夫”的名号。

然而，进行深入考究就会发现，以上史料存在诸多疑点，尤其在所涉及的杀戮人数上有重大偏差。《明史》中记载“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数字，《明会典》统计万历年间全国人口为六千多万，而明朝峰值人口在不同学者间有不同说法，在6000万至2亿之间。但不管怎么说，光在四川就屠杀了6亿人，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而《后鉴录》中四路屠蜀的记载更是匪夷所思：

1646年四路所屠杀的人数加起来，达到了6亿9948万之多，同《明史》记载中远远超出四川人口的错误一样。并且1646年是大顺三年，正是大西政权受到清军和南明南北夹击处境困顿的时候，川南州县已经被明参将杨展夺去，汉中地区处于满清靖远大将军豪格的威胁之下，重庆也已经在去年被大明四川巡抚马干收复。可见大西政权实际控制区域有限，且要防备来自各方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将部队分四路“草杀”，且从当年元日杀到五月，实在不符合逻辑。

除了数字有漏洞，张献忠在四川的统治也并不是一路残暴到底。从他在武昌称王时开科取士招揽人才，到占据长沙后免征税粮，军纪严明来看，张献忠并非是天生嗜杀，尤其是对普通百姓。大西王也是有着收民心夺天下的野心的。

八大王前两次入川主要是辗转作战，时间都不长，也没有对蜀地百姓产生深远影响。具体的“屠蜀”行径可以从张献忠第三次入川作战（1644年1月）到放弃成都北上（1646年9月）间二年多的时间内进行辨析。

如同上文所说，入川之前，张献忠是很少对普通百姓举起屠刀的，只是对明朝藩王和官员地主进行处决。入川初期，也是极少见到杀戮记载的，这是因为农民起义军得到百姓支持，军事进展顺利，所到之处无不“箪食壶浆以迎”。主要有攻击的大规模“屠杀”，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次：一是1644年6月克重庆，二是1644年7月克成都，三是所谓屠杀士子案。那么我们就来探究以下张献忠为什么要进行杀戮，对象又都是些什么人，大体杀了多少？

首先是攻克重庆之时，《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是“‘贼’屠重庆”，《明季南略》则记载“城中百万圣灵，无一逃者”。看起来似乎是把重庆人民给杀光了，但一来这不合情理，否则后来南明收复重庆一座空城意欲何为？二来随着张献忠的大西军声势逐渐壮大，张献忠本人和部将都会产生谋求更高政治诉求的动机。张献忠的义子，在张献忠称帝后被封为平东王的平东将军孙可望就曾对他说过：“今出万死争斯土，庶几为王成霸业耳。若又屠其众，某等何用生为！”（《绥寇纪略》）。可见，大西集团的上层是懂得“民为贵，君为轻”的道理的，而不肯任意乱杀的。

那么真正的事实，也许可以从《续绥寇纪略》中窥见：

“引瑞王入……遂命凌迟。时赤日正中，忽黑云弥漫，雷电大作。献忠惧，刺王速死，盛以棺。初欲屠重庆，因是亦止。”

虽然这段记载有着浓浓的迷信味道，但却侧面反映了重庆当时的事实真相，即农民军并没有屠重庆。

当然，没有屠城并不代表没有在重庆杀人。《蜀碧》记载的是：“‘贼’陷重庆，瑞王常浩及巡抚陈士奇以下各官死之……自瑞王以下，死者万人”。《怀陵流寇终始录》记载的是：“重庆陷，士奇与太守王行俭、巴令王锡皆被杀害……衣冠死者甚众。”可见，张献忠在重庆所杀戮的，同他在凤阳、襄阳、武昌所杀戮的朱国正、襄王、楚王一样，是以瑞王朱常浩和巡抚陈士奇为代表的朱明宗室和明朝上层官员。

其次是攻克成都之时，同样有史料指证张献忠在成都大肆屠杀。《明史》有载：“坑成都民于中园”，“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等。而实际情况，也与在重庆大体相似。一方面大西政权初立，急需稳定民心巩固后方，此时大肆屠杀无异于四处树敌，如果真如这些史料记载，恐怕大西政权连大顺二年都呆不下去。另一方面，大西政权为了经营四川也做了许多事情，颁行《通天历》、铸“大顺通宝”行用、开科取士“中乡试者八十人，中会试者五十人”（《锦里新编》）并任命为四川各郡县官员，张献忠甚至下了严格的禁令，约束部下不得“擅自招兵、擅受民词、擅取本土妇女为妻”（《平寇志》）。这一切都和屠杀成都的描述相矛盾。